是起了变故。

    起初我以为她是有了好转。

    她只是在休息，没再神志昏迷，也没有再嘟哝着蒙古话。

    阿桂和素莉离床边远远站着，我猜想，她们大概是想为高医生让路。

    我指望着，医生给婆婆看看病，开个药方，之后一切都能好转。

     我坚信一切会好的。

    即便我的第六感觉，甚至我的双眼告诉了我相反的事实，我也拒绝去看、去想。

    我对一些细节视而不见：高医生并没有询问她的感觉，他用小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试了试她的脉搏，对这么一目了然的事实我却不明所以。

    因而当他转身对我说抱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歉。

    “她走了。

    ”他说道，明白无误地下了结论。

     他的结论。

    仅此而已。

    婆婆不可能就这么走掉的。

    不可能这么快。

    不可能就在我出门找医生的一会儿工夫。

    高医生和聿明是同学，他一直以来都在照顾着我们全家人。

    他本该更有判断力啊。

    “她的脉搏很弱。

    ”我告诉他，“很难摸到的。

    再试试，医生。

    你会明白的。

    ” 他把她衣襟上端解开，示意阿桂拉开窗帘。

     “不要。

    ”我说，“她怕亮光。

    她不喜欢……”可阿桂似乎更愿意听从高医生的吩咐，她把窗帘全部拉开。

    借着清晨的浅光，我明白了，医生已无力回天。

    婆婆的肤色一如前晚日落时紫丁香般的暮色。

    她胸前、脖颈、手臂上的疹子——现在，在日光中我总算看清了——它们触目惊心，像密密麻麻的蓝紫色晶莹颗粒。

     高医生摇摇头。

    是球菌性脑膜炎的致命病毒，他说。

    发病如此迅速并不罕见。

    “我很抱歉。

    ”他再一次说道。

    然后他建议我们对房间、裸露的皮肤和衣物进行消毒，不要让小孩靠近婆婆的房间。

    最后，他特别嘱咐了我擦洗遗体的方法，以方便入殓。

     *** 我一心只想把婆婆摇醒过来。

    我想抱着她哭喊呼号。

    我想拼命奔跑，跑到全身无力，彻底崩溃，号啕痛哭。

    但我不能。

    我需要料理后事。

    她的遗体要清洗。

    要给她买棺椁，置坟地。

    眼下厦门岛外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她不能和公公一起长眠在大陆的土地上。

    我只能把她葬到鼓浪屿的战时小墓园中，那儿曾是孩童的玩乐天地。

    而我最恐惧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心中挥之不去，是必须要写信告诉聿明婆婆的事。

    这一次不能再耽搁了。

     晚上，我坐在桌前，搜肠刮肚地想词。

    很遗憾……对不起……坏消息，不，是噩耗……老天，我的挚爱，我不知……我该如何告诉他，他敬爱的母亲因为我照顾不周而与世长辞了呢？最后，我只简单陈述了事实，趁自己还没后悔，匆匆将信寄出。

     之后，我仍需筹备大殓事宜，一定要办得体面风光。

    聿明会希望所有葬仪都严格按例操办，要与他母亲的名分相称，还要符合她先父、先夫的身份。

    毕竟，她曾是将军的千金，她的亡夫曾是前清科考状元、文试一甲头名、大清驻外使节。

    必须要操办得妥妥当当。

    聿明不在，所有责任就都落在我的肩上。

     我咬紧牙关，硬生生地把悲伤咽进肚中，打理了一切事宜：筹划和安排、迎宾和寒暄、致谢和守灵。

    五天后，葬礼结束——婆婆已入土为安，唁客们早已回家，但我的事情还没完，我必须打起精神再写一封信给聿明。

     夜已深，我拿出笔砚。

    我已把前来吊唁和参加葬礼的人列了清单，我对他们的赞美之辞和念旧之情都铭记于心。

    尽管，时过境迁，婆婆的地位已随先夫亡故而大不如前，但所有的熟人全部前来吊唁，一些人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

    我磨了一大片墨汁，用毛笔蘸墨，把所有来宾的姓名和唁辞都写了下来。

    如上封信一样，我只告诉了聿明具体细节，其他什么也没说。

    这两封信读上去，一定很像公事文章，写得一板一眼，我几乎认不得自己的笔迹。

    信写了足有三页纸，一行紧挨着一行。

     写完后，我选了一颗印章，打开朱印瓷盒的盖子。

    信件末尾一般我只落个款，但这封信需要正式地盖上我的私章。

    我把石章刻面在墨印中按了几下，在白纸上试了一回，然后在我的落款下面用力按下去。

    当我把信塞进备好的信封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片刻之后，我猛然觉得双膝发软，那是另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一种排山倒海的悲痛，将我彻底击垮。

    我勉强走到床边，一头栽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