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某个时分，日军开始入侵鼓浪屿。
按国际日期变更线计算，我们那里是12月8日。
在婆婆去世一年之后。
我们大部分人隐约感到事态有变时，日军已经登上鼓浪屿，开始从码头向闹市区进军。
我在睡梦中被什么声音吵醒，于是下了床，踮起脚尖穿过房间，打开窗户。
起初，巷子里和邻近的宅子看起来出奇地宁静，仿佛所有人都在聆听动静。
接着，日本人行动的声响开始逐步扩散开来，穿越房屋、树木、围墙和山丘，到达我们所在的位置时，声音已然变形，与其说是听得到，倒更像是感觉得到：时断时续的船只引擎声、低沉的叫喊声、军靴跑步时发出的咔嗒嗒声，还有枪支开火的声音。
谁能来救我们？我心事重重地披上衣褂。
或许，美国会派海军，或者，英国会派一艘军舰。
我踏着软底布鞋，急匆匆地下了楼，直觉告诉我，这次不会有救兵了。
阿州已经在母亲房中，哆嗦着站在床边。
“你看看。
”我一推开房门，母亲就忍不住说，“他冻得小脸儿发白也不敢爬上来。
”
我没答话。
要是几天前，我会嗔怪阿州大半夜跑到母亲床边，会告诉他，三岁是大孩子了，不能再跟外婆睡。
即使现在我也没改变想法。
“怪不得呢。
”我说着抱起阿州，捏捏他的脚趾头，“他连鞋子都没穿。
”
母亲叹息一声，“你帮我起床吧。
”
母亲的手臂跟阿州的脚一样冰凉，但我们并不想关上窗户。
“今天一大早，日本人把一艘英国炮艇给炸了。
”我探身到床下拿缎子鞋时母亲说，“炮艇泊在上海黄浦江上。
阿桂几分钟前刚把报纸拿给我。
”
也许是偶然事件罢，我若有所思地把拖鞋套在她变形的小脚上。
日寇炸毁黄浦江上一艘炮艇，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对所有的公共租界区下手。
“还有一艘美国炮艇。
”她边说我边搀扶她下床，“美国人根本没反击。
”
“您说在上海？”
母亲点点头。
我不敢相信。
从何时起日本人变得如此猖狂，美国人和英国人变得如此无能？我把屏风打开，好让母亲在后面更衣，她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装没听见。
她行事不拘小节，不忌讳年幼天真的阿州，我不行。
他可不再是婴儿了。
然后，她跟平常一样，开始晨起的深呼吸锻炼，随着每次吐纳气息，她举起双臂再用力放下。
“出什么事了，妈妈？”阿州问道，他冰凉的小脚趾曲一下，张一下。
“今天，阿州，你一定要当个大孩子。
”
“好的，妈妈。
”他不再活动脚趾，勇敢地在母亲椅中坐直。
“要听我的话。
还有外婆的话。
”我补充着，“记住，你是国军军官的儿子。
”我转身扶稳母亲，她的小脚支撑不住，身体摇晃着。
“把我的夹袄拿来就好。
”她说，“我要穿上。
”
我正帮母亲扣上夹袄时，素莉闯了进来，腰间抵着一个茶盘。
“鬼子开进了上海的外国租界。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桂让我跟您说一声。
”
有一刹那间，我感到一阵释然——我想大概是释然于这么多年的焦虑和恐惧都终结了。
我们无须再担心失去自由和安全，因为它们行将失去。
透过半开的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在雾气氤氲中，枝丫树叶和院墙宅门互相掩映着，被窗棂和门框构画成利落的四方图景。
窗外光秃秃的树上，依然垂着去年留下来的豆荚，已经发黑扭曲。
树枝将景色切割成更小的画面，在四方构图中，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网状。
一缕晨雾在巷中飘浮着。
这雾霭清高如许，遮不住我家砖块的凿痕，掩不住蔓上柱子的苔藓，在林宅围墙四周盘旋，朦胧了它的瑕疵。
沦陷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艰难吧？厦门、北平、南京和武汉这些沦陷城市，大家不都是在苦熬着吗？
素莉的尖嗓门打破了我的沉思。
左邻家的佣人阿静听右邻家的洗衣嫂说，日本人已经进了上海。
“她的主人，要不就是别家主人，从无线电里听到的。
”和其他几乎从未见识过无线电的人一样，素莉对来自无线电的任何消息都敬畏有加。
她开始给我们倒茶，然后又停了下来。
“啊，太太！他们没办法把坦克和卡车开上鼓浪屿，是吗？”
“是的。
”母亲安慰着她，“菩萨保佑，我们这里的巷子很窄。
”
“菩萨保佑。
”阿州跟着学。
素莉端起茶壶，茶水旋转着注入茶杯，汤色金黄，好似英国女人的发辫。
我盼望，菩萨能多多保佑！
鼓浪屿沦陷的第一天，没人强制我们开门迎接侵略军，但他们无处不在。
早餐的米粥还没烧热，日本人已在岛上到处横行，宣示他们刚刚夺取的控制权，以及为中国建立的所谓“新秩序”。
第一队经过我家的日本兵，每隔几百米就停下来。
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