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3)
苦不堪言。
不是的,真的是烈日炎炎似火烧。
我们挨到夜晚,指望暑气能够散去。
但热气仿佛闷在了虎头山与龙头山,南太武山与博平岭等诸山之间,困在了无形的天穹下,恶魔出世般地祸害着人间,带来腐臭与疫病。
晚上大多停电,床上方的吊扇纹丝不动。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暑热和水痘瘙痒难挨,孩子们仍然很快便能酣然入睡,只是半夜又会惊醒。
可我早已不是孩童,炎热天气令我彻夜不眠。
在那些漫长无眠的夜晚,我会坐在桌前,扇着扇子,给聿明写信。
写信的仪式感令我心安:将毛笔沾湿,把水洒在砚台上,持墨反复地打圈研磨。
即便在烛光下,我也能凭借经验判断墨汁是否足够浓稠和乌黑。
接着,我用毛笔沾些墨汁,在砚上一抹,稍停片刻,让笔尖与桌面垂直,然后写下我已经写了四年多的称呼:最亲爱的聿明。
一旦提笔,我就渐渐心无杂念。
我已经跟他说了阿梅发水痘的事,但还没提到阿州和阿豆也传染上了。
孩子们没有得霍乱、猩红热、脑膜炎,可发水痘仍是又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
收到的坏消息多了,聿明恐怕会不再爱我,前提是如果他还爱着我的话。
不要,千万不要。
我不能那么想。
他依然写信过来,不是吗?他依然会向我问好,并问候孩子们,问候母亲,但这反而只令我想起往日他总会提的问题:我母亲好吗?这是他信里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第一个。
要是他能在这里,亲眼看到婆婆的病情恶化之快,如此出乎意料的话……如果我们一起服丧,他把头靠在我膝上,我的泪落在他颈窝,那样的话,我才相信他还爱着我。
我在砚台上研着墨,直到墨汁乌黑得像阴森无比的地狱。
但我的脑中依然一片茫然。
最后我放下毛笔,吹灭烛火。
他走的时候,我还是如花似玉的年纪。
现在我已26岁,将至而立之年。
他已经4年没在白天看到我的真实容颜。
我不知道,当再见时,他会做何感想?我刚想上床,转念一想,或许到屋顶上能透口气。
当年我们热恋时,有时会牵手站在屋顶上。
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
他第一次牵起我的手时,月亮细似柳叶杏眉,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今晚的月亮更低些,像海上升起的一道弯钩。
我走到屋檐边,凝视着银白的月影。
我想起4年前为迎接聿明回家做的那身衣服——粉色锦缎上洒满朵朵白菊。
有一天,当战争结束时,我会穿着它去赴宴。
我赤足站在仍然温热的屋瓦上,想象绸缎贴身的感觉,似乎人也凉爽了些。
我的伤风快好了,却还因为感冒这样的小事跟阿州发脾气,真是不可思议。
我记得,4年前送聿明去码头,他最后叮嘱的话。
要照顾好一家老小和下人们。
“我很抱歉。
”我呢喃着,久久站立着,任由苦楚与悔恨掏空心灵。
然后,我回到房间。
我还要照顾活着的家人。
我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我意愿良好,过了还不到一天时间,我就又违背了在屋顶上的承诺。
都怪我对孩子们的健康太过执着。
这是我想说的理由——我一门心思,为孩子们的康复殚精竭虑,顾不上其他事。
是真的。
我不愿看他们卧床不起,不愿他们可爱的脸蛋被水痘和结痂弄得一塌糊涂。
阿梅一会儿想起床到处跑,一会儿又嫌弃自己“难看”,想躲起来。
阿州想抓痒想得发疯,不停地瞪圆眼睛蹦下床,在房间里疯狂兜圈子。
可怜的阿豆,他只是躺在摇篮里,烧得浑身虚弱。
我为他们三个担心。
以如今的条件,即使像生水痘这样最常见的儿童病都可能有危险。
生病亡故的例子比比皆是。
仅一周前,马太太的孩子死于猩红热。
最惨的是,因为突发的伤寒病,我朋友阿玲痛失了她可爱的小女儿。
我自然会因此悬心不已。
尽管如此,那天我在厨房中所说的气话,还是太不应该。
我坐在厨房桌边,给自己扇着风,喝着茶。
阿桂在洗一个大白萝卜,素莉在房间另一头把生米中的谷壳和石子挑出来。
“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康复得好。
”我嘟囔着,“他们的营养都不够。
还有素莉的羊倌哪去了?我们两个多礼拜没看到他人了。
其他人家大概付了他更多钱。
”
“少奶奶!”
“他一定是病了。
”素莉说,“要不然……”她转过身,盯着盆子。
她干脆嫁给那个羊倌算了,我心想。
沦陷后,她在这儿,也不比跟他在一起安全。
我吹了吹茶水。
糟糕的是,羊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