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让小百姓得点小恩小惠。

     巧的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小说创作，也带着一个小字。

    有些大学请我去搞文学讲座，要我谈创作体会，我说过三句话：诗歌要歌，散文要散，小说要小。

    小说不是大说，不是大言炎炎。

    这不是指的人物和题材，小说当然可以写大人物大题材，但一定要从小处着笔，因为大人物也是人，大题材需小细节来支撑。

    作者的心态也要小，不要动不动就摆大作家的架子，总想着做读者的灵魂工程师，好为人师，时刻不忘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很多。

    搞笑的是，觉得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所谓小说就是大作品的，偏偏被读者小看，弃之如敝屣。

    何况文学不是大众消费品，一本小说能发行到三四万册已属畅销书。

    这与中国十三亿人口相比较，是个什么概念，谁都明白。

    业内人士知道，如今绝大多数作家的书出版社压根不敢出版，就是硬着头皮印个三五千册，也无人问津，惨遭退货。

    我的意思是文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读文学作品是饿不死人的，相反若全国人民都去读同一部小说，背同一首诗词，这个民族一定有病。

    因此想通过文学造大声势、弄大动静、出大影响，永远只能哄住自己。

    有些作家写了一两部作品，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可以俯视众生，是很可笑的。

     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

    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水肿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

    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做一个无名鼠辈。

    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强大。

    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子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

    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皮却还要挑着爱国粮往粮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爱国粮的人爱不爱国。

    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种好，大家能有口饱饭吃。

    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做全县一流的语文老师。

    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书。

    后来进机关做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管我还是从秘书做到副主任和主任。

    机关里有句话，叫做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写小说。

    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

    朋友说我已出版十来部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部，也该有点志向了，以后弄个茅盾奖什么的干干。

    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弄个诺贝尔奖干干呢。

    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

    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入手，写好每一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小人物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

    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

    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处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

    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做自传来写了，尽管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

    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杨登科灵魂深处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虐。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强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回避的。

    在强势面前，草根族总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往往自不量力，要抗拒，要挣扎，知其不可而为之，鸡蛋往石头上碰，人生的无奈也就由此而生。

    有读者觉得，我的作品读起来过瘾，读后却感到沉重，可再碰见我的小说时，忍不住还要拿去过瘾。

    我也知道不是我的小说写得如何好，只不过我小说里面的东西触着了读者心里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部位。

    我们为什么敏感而又脆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弱小，而又必须承受太大的压力，太多的不幸和悲哀。

     身为小小鼠辈，没有飞黄腾达的大理想大智慧大追求，却有以写作小说为业的小命，大概也不是什么坏事。

    好在我觉得还有不少东西可写，我将尽己所能，把每一部作品写好，不使读者太过失望。

    这是我一辈子都须为之倾心勉力的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