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思来想去，反复挣扎，陛下还是只能翻出了那张被压了许久的公孙氏名单。

    他仔细打量上面那些普通而平凡——但却格外正常稳定——的人选，终于是长久迟疑，出声喟叹： “……难道就真选不出人了？” “当然选不出人了。

    ”穆祺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作为共同对抗儒生的盟友，皇帝在名单上的踌躇也并未隐瞒同仇敌忾的方士。

    不过，虽然以王某为代表的方士集团磨刀霍霍，斗志昂扬，却基本不能在名单中发挥什么作用——没有办法，这几位爷生前的位置实在太高了，高得连一千石二千石都只是脚下尘泥，无足道哉，高得根本不必关心底层的牛马刀笔吏；如今突然间要来考虑三百石这样低贱又普通的职位，自然是一头雾水，反应不能。

     而在这个时候，穆某人的建议就显得格外刺眼了。

    他很温和的建议刘先生不必在名单上多下功夫，因为这很明显是白费精力： “……如果以精通翰墨的标准计算，长安一共有一万三千二百文士有余，这已经是可供挑选的全部基本盘，选择的余地本来就不会太大……” 刘彻大为震惊：“一万三千二百人——你哪里来的数字？” 大汉仰承秦制，对关中的控制极为严密，基层官吏严加筛查，基本可以摸清长安人口的出入数目。

    但受限于两千年前的孱弱国力，能把握到人口大致数目已经是行政能力的极限，你要指望衙门分门别类，再具体统计出京城中各个职业的数量和分布——唉，朝廷要真有这个本事，也不至于让匈奴间谍在眼皮子底下跳脸了。

     所以，对于长安城中的文人分布，至尊到现在都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数量概念；而遍寻京师上下，从儒宗董仲舒直至丞相公孙弘，哪怕是所有与文人联系紧密之高官显贵，对这个数量都绝没有什么更清晰的认知。

    至于略无犹豫，居然可以一张嘴将数量定到一万三千这么细，那简直远远超出刘先生意料之外，而简直更近乎于神迹——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造纸业务上搞了点优惠活动。

    ”穆祺淡定自若：“新客户第一次购买纸张和印刷业务，可以享受八折优惠。

    如果额外介绍一个新客户上门，还可以砍一刀——我是说再打对折。

    优惠力度很多，活动也很受欢迎，迄今为止，京城中的文人应该都被拉过来砍了一刀，领取到了首购优惠。

    以销售额为基础，可以轻松推论出新客户的数量。

    ” 朝廷有形的大手是有其极限的，越是调动官僚机构，就越会发现这残酷的事实。

    但还好，还好，市场无形的大手是没有极限的。

    隐匿在京城的文人或许可以抵挡朝廷的征召与权势的引诱，却绝对没有办法抵挡首充优惠、廉价纸张、送货上门，以及是兄弟就帮我砍一刀——消费主义是那样潜移默化而润物无声的东西，可以帮助人创造出无穷无尽的需求；或许有的人用竹简用丝绸已经用惯了，可只要社交圈子里都在讨论买白纸用白纸怎么设法砍一刀白纸，那你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呢？ 总而言之，太伟大了拼夕夕！太伟大了消费主义！ 伟大的消费主义与伟大的拼夕夕套路一样了不起，而这两样了不起的东西共同作用，在极短的时间内榨干了整个长安城的市场容量。

    为了摸清客户底细，穆祺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将首充福利从打八折升级到了送会员再升级到了送鸡蛋；从一般逻辑来看，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正常人可以逃脱这多种诱惑的叠加围攻。

    所以他可以相当自信的做出判断： “从客户的口音来看，这一万三千人的出身已经廊括了天南地北所有的州县，可以说是天下精华，富集于此；大汉朝一半以上的文脉，都要寄托在他们身上。

    恰好，这些文人墨客在买卖白纸之余，多半还要办点印刷业务，从委托印刷的内容上，大致能够分析出他们的学术倾向……” 穆祺抽出了一本账簿，开始哗啦啦查找数据。

    皇帝陛下面上不置可否，目光则在这本泛着油光的账本上扫来扫去，小心隐匿某些难以言说的欲望——在行政能力原始而匮乏的年代，这一份依仗市场力量完成的整体调查，几乎已经算得上是大汉人才储备的全面摸底，地位上应该与当年萧何在咸阳苦心搜罗到的秦朝档案等同；这样的账簿，当然最好由合适的人选精心保管，而不是让一个疯疯癫癫的方士随意拿捏，当作什么“送鸡蛋”、“打折扣”的记档—— 那账本后面甚至还有姓穆的撒上去的方便面汤呢！真是成何体统！ “找到了。

    ”姓穆的翻到了关键的一页：“从印刷业务的优惠上看，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士印刷的都是《论语》、《春秋》、以及《诗经》。

    如果再把《尚书》注释也算作孔子编订的儒家经典，那么亲近儒家的占比在七成以上——无论如何都是绝对多数。

    ” “……多少？” “七成以上。

    ”穆祺很和气的说：“而且陛下要明白一点，因为技术草创的缘故，印刷书本的价钱其实是相当高的。

    也就是说，这些人起码愿意为了儒家经典破费腰包，这个诚意嘛……” 能够把《论语》倒背如流的不一定是虔诚的儒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