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穆祺那种“要想开”的劝导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刘先生依旧是板着一张驴脸进进出出，在言谈举止中抓紧一切时机表现出对儒生的厌恶。
这种厌恶不仅仅局限于情绪，更已经付诸于行动——在意识到穆某人已经躺平摆烂,对儒生高举白旗之后，刘先生决定操刀子自己顶上,摩拳擦掌、亲力亲为,一定要给儒棍来个迎头痛击。
为此,他甚至放下了往日的芥蒂,亲自出面,约见了另一个“自己”。
谁也不知道两个生死皇帝到底密谈了什么，但谈话的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在谈话之前，活着的那位皇帝陛下对儒生和方士的斗争基本是无动于衷,高踞干岸，不理凡俗,颇有一种谁死都是好死的自信与从容。
但在“王姓商人”入宫告状之后,高高在上的皇帝却一转态度，忽然自宫中传令廷尉,将几个上门闹事的儒生统统拘入狱中,吩咐了官吏“细细审问”。
动用廷尉严查底层喽啰,其中有几个还是丞相公孙弘的属吏出身，等于是公然下新任丞相的脸面；这样的动作苛刻到逾越常理,稍有见识者闻都能闻出来政潮的气味,战栗畏惧之感,自是油然而生。
但在这种山雨欲来的诡秘气氛中，平津侯公孙弘却保持了惊人的镇定。
收到诏令之后,他既不急躁，也不惶恐,指示命令门下弟子老实配合廷尉的工作，派人向被骚扰的方士致歉，随后从容自若地继续办理丞相份内的公务——清理账目、协调内外、督促备战，顺便还草拟了一份三百石以下空缺官吏的任命名单，按照程序交了上去。
虽然被皇帝陛下分权削弱削了很多年，又半路被个大司马大将军跳到了头上做威福，但丞相毕竟还是丞相，不折不扣毋庸置疑的百官之首，名份与实际上的力量都绝不容小觑。
而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权力，就是朝廷官吏的人事权——按照汉初以来的制度，千石以上的大臣由皇帝任命，千石以下的官吏则由丞相府统属，彼此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草拟名单向皇帝举荐贤才，正是丞相义不容辞的职责。
——当然啦，前几任丞相都是胆小软弱的吉祥物，尸位素餐饱食终日，呆在相位上主要起一个装饰效果，根本没有左右朝政的能力；而如此对比之下，愿意切实履行丞相法定职责的公孙某人，那简直已经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慨然而有古贤臣之风了。
这样临危不乱、忠于职守的风范，即使将来青史留名，恐怕都是能大书特书的。
可惜，面对臣下的慨然承担，君上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反馈。
名单交上去后皇帝既不批准也不否决，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淡。
显然，王某人的某些话已经深深刺痛了圣上那脆弱的心脏，以至于连丞相行使的正常法定权利都显得那么难堪、那么刺眼。
他反复的打量这些往日里不屑一顾的琐屑小官，越看越觉得这是儒生居心叵测、日拱一卒的险恶征兆；所以他留中不发，一面是敲打威慑，另一面也是要重开局面，想借机清理掉儒生的影响，整理出一份更“干净”的名单出来。
……然后嘛，然后至尊就有点卡住了。
喔，这倒不是说他拿不出新名单。
毕竟长安三条腿的蛤蟆或许短少，两条腿的士人还真是一抓一把。
皇帝陛下私下里找了张汤和郑当时来为自己重拟名单，而两位亦欢欣鼓舞，将之视为权力扩张斗垮政敌的天赐良机，于是充分领会君主圣意，拟了一份基本排除儒生的单子呈递上去。
而皇帝一眼扫过去，立刻在名单上看到了不少颇为眼熟的名字——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些名字应该出现在穆祺所剧透过的什么《酷吏列传》里。
当然，仅仅是《酷吏列传》，还不能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
这些名字之所以被穆某人着重介绍，是因为他们的刻薄狠毒远远逾越常人，即使在酷吏中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如果穆祺的介绍并无夸张，那么这张名单上一半的人最擅长的应该是扒皮削骨而非治理民政，属于那种放出去当官后三个月就能把百姓活活逼反的究极魔王；至于另外一半嘛——另外一半魔王只要两个月就能把人逼反，效率还要来得更高。
张汤和郑当时到底是从哪里搜罗来的妖魔鬼怪？这是什么？大汉类人天团集锦名录么？
皇帝被这种神经操作搞得大为震惊，招来张汤怒斥一顿，严令他编一份更合理更恰当的名单来。
张汤惶恐之至，回家后搜肠刮肚，小心提供了第二个版本——第二个版本倒是没有了先前的酷吏大集合，多半换成了闲散宗室与诸侯国的士人，而抬头第一位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屈牦。
皇帝chua一声撕掉了名单，将一桌子的玩意儿全部砸了个稀烂。
在歇斯底里的无能狂怒之后，被刺激过甚的陛下终于在痛苦中意识到了某个事实：如果不是张汤未卜先知蓄意要来恶心自己，那么就是御史大夫穷尽人力物力，也实在找不出可靠人选了——一切温和、稳定、思路正常的士人都已经归拢在了儒家名下；一旦排除了儒生这个选项，那剩下可供挑选的就只有酷吏、只有魔王，只有雄心勃勃的神经宗室、可以在三年内速通巫蛊之祸的野心之王——换句话说，不会是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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