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是这样：“浑身发冷，以至于五月天穿防寒服参考，在考场高烧、呕吐、满身冷汗……”你撑着考完数学，第二天考语文时竟然昏厥在考场。
所有人以为你不是打摆子就是重流感，但你的每项检查结果都正常。
假如不是你考英文时的表现，校医不会茅塞顿开。
英文考试夹在语文和政治之间，进英文考场前你完全康复，脱掉了防寒服，还吃了一个肉包子，但考政治前你又打起摆子来。
校医这才意识到你患的是什么病。
这两年来流行的怪病还少吗？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还有学生们得的考试综合征。
你心里远不如你的表面潇洒。
就像你的衣着打扮，刻意造成的随意，修饰出来的不加修饰。
表面你对很多事满不在乎，包括考试，包括成绩的名次。
你不像天一，一看就知道，他活得沉重，过早老成。
你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不值得去吃苦获得，因此你也不会为学习和考试吃苦。
你不屑于吃苦。
其实你一直是暗暗地吃苦，应该说你吃的是额外的苦头，那份额外的苦头是用来掩饰你真正的吃苦。
天一和你太不同了，除了写诗，他几乎戒掉了一切娱乐、一切喜好，苦巴巴地把所有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和考试上。
你呢，所有娱乐都有你的份，足球队、网球队、剧社你都参与，用你的话说是玩玩球，玩玩写戏、演戏，想向人证明什么都可以玩，你是玩大的，玩毕业的，玩进名牌大学的。
实际上这是你的虚荣，你宁愿以天资聪颖来击败天一那样的死用功。
就是带你去我父母家那次，我更看清你那扮出的潇洒，妒忌轻易就让你挂彩了。
我从法院走到父母家，进了门连叫一声“爸妈”都省略了。
老两口还什么都不知道。
母亲问我脸色怎么那么差，问我是不是太累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或者是否做了任何回答。
母亲在收拾厨房，让我把洗好的筷子放回抽屉。
我照办了，可是没等自己将手从抽屉里抽回，另一只手就去关，把自己的手指头挤出了血。
我在厨房听到手机响起来。
那一刻我不愿意接听任何人的电话。
父亲恰巧在客厅，将手机拿进厨房，见我和母亲的手都被占着，就按了答话键。
“记者？请问，哪里的记者？”
我抢先一步，把手机拿过来，关了机。
我拿着手机走出厨房的时候，知道父母担忧的眼睛给我的脊背追光。
他们知道一定出事了。
不小的事。
一晚上的多半时间，我都是陪母亲坐在电视机前。
记得母亲在为她一直跟进观看的电视剧流泪，我说：“要是我像她那样死了，你和爸要帮我照顾叮咚啊。
”
母亲一个激灵转过头。
“要是让叮咚落到她爸手里就惨了。
”
我自言自语。
还好，眼泪没有流下来。
母亲不止一次见过我这种时候。
一个单身女人、单亲妈妈，一个不胜重压的女教师不在母亲面前表现“过不下去了”，又在哪里表现？所以母亲拿起我的手，搁在她的膝头上，轻轻拍打。
她的巴掌那么软，她就是这样把童年的我拍打进睡梦，拍打上我不敢攀爬的滑梯，拍向我不愿去和解的小朋友。
我离开父母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我差点要把你的事、我们的事倾诉给母亲，再大的噩耗丑闻，父母从我嘴里听说，比从任何其他途径听来要容易接受得多。
但我突然觉得不用了，母亲会理解接受一切的，母亲是“无条件之爱”的代名词。
现在他们应该猜出来了。
清早读报是老两口的习惯。
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一定惊讶得血压和心脏都出现刹那的失常。
当他们看到记者不提姓名地写到一个近三十七岁的女教师，他们会意识到，那就是我。
全城人都知道你被判处死刑。
而今天还是大晴天，楼下的退休老人们还是照常跳舞，八十年代的双喇叭录音机还照常唱着他们八十年代的情歌：“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打开手机。
我知道此刻多少记者拥挤在手机那一端，比高峰期的汽车还挤，个个录音机就绪，提问就绪，我的回答将为当下最大的丑闻逐一填空补缺。
拨开窗帘往窗下看，狩猎我这个丑闻女主角的人有十几个呢，背着相机，拿着录音笔，端着笔记本电脑。
一个个邻居被他们拦住，有的指指我的窗子，有的摇摇头。
几个记者进了楼门，脚步声先响在楼梯上，然后到达了我的门口。
门被敲了几下，我盯着门。
门这边是我和叮咚最后的堡垒，也留着你种的大丽菊、玫瑰和芫荽，以及天一油漆的墙壁、门窗。
所以我就那么盯着被敲响的门。
随他们去敲门，我是不会开的。
畅儿，你为什么选择过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去杀人？你是想在成年的第二天，就做个成年人来对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负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