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来的人(3/3)
袜给她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的身体似乎变小了,变得比他还要瘦小。
他究竟是精神失常,还是色情狂?他好像完全没有恶意,但最后变得丧心病狂的往往就是这种人。
她想象着那些咬得坑坑洼洼的手指掐住她的脖子,撕开她的衣服,虽然她想不出自己尖叫的样子。
停在路旁的汽车,房子四周的矮树,左右两边的车道,在她经过时从无人留意的底色变成笼罩在不祥之中的前景,每个细节既清晰又残酷:这些,是一个男人可能蹲下藏身,一跃而出的地方。
可是,每次她在早晨或是下午天色未暝的时候看到他(因为他依然延续着紧追不舍的老办法),他穿旧的外套和不安的双眼都让克里斯汀相信她自己才是那个折磨、迫害的祸首。
某种程度上说,她也有是责任的;她长久以来一直当作一架经久耐用的机械来看待的身体违背了她的意愿,从每层褶皱、每道缝隙散发出某种肉眼看不见的浓烈气味,就像发情期的犬类或是雌性飞蛾的气味一样,让他不由自主紧紧追随。
她的母亲已经一门心思投入到那些必不可少的秋季家宴中,没注意克里斯汀接到了多少电话,也没注意女佣抱怨有个男人一句话不说就把电话挂断。
她宣布自己要飞到纽约去度周末,父亲也决定同往。
克里斯汀惊慌失措:她看到自己在浴缸里被人割开了喉咙,鲜血正顺着脖颈淌下来,卷着小小的漩涡流进下水道里(到了这个时候,说他能穿墙、会分身她都相信)。
女佣是不会帮她的;她说不定还会站在浴室门前,叉着两手,就这么看着。
克里斯汀安排好,周末到她已经结婚的那个姐姐家里去。
星期天晚上回到家,她发现女佣几近歇斯底里。
她说自己星期六傍晚去给落地玻璃门拉门帘,发现门上贴着一张扭曲变形的怪脸,一个男人的脸,靠在玻璃上,正从花园里盯着她看。
她说自己昏了过去,差点提前一个月早产,当场在客厅的地毯上把孩子生出来。
随后她报了警。
警察来的时候男人已经不见了,不过她认识他,那天下午他来喝过茶;她告诉警察他是克里斯汀的朋友。
星期一晚上,警察上门调查,来了两个人。
他们很客气,他们知道克里斯汀的父亲是什么人。
父亲热情地招呼他们;母亲则在一旁转来转去,摆弄着她的纤纤玉手,让他们知道她有多脆弱多担忧。
她并不喜欢让他们待在客厅里,却也别无选择。
克里斯汀只能承认男人一直在四处跟踪自己。
她如释重负,他终于被人发现了,同样让她宽慰的是,她不是那个告发的人,尽管他要是本国公民的话她早就报警了。
她坚持说他不是危险分子,他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那种人不会伤人,”其中一个警察说,“他们只会把你杀了。
你现在没事真是万幸。
”
“一群疯子,”另一个接着说。
母亲主动解释,来自另一个文化的人就是这样,你永远分不清他到底是不是精神失常,因为习俗相差太大。
警察表示同意,态度恭敬,却又带些揶揄,好像她是一个智商略欠的皇室成员,大家都要迁就。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第一个说话的警察问。
克里斯汀早就把那封写着他地址的信撕了;她摇了摇头。
“那我们只能明天去逮捕他了,”他说,“要是他来等你的话,你觉得你能在教室外面和他聊天,把他拖住吗?”
问过她之后,他们和父亲在前厅里低声交谈。
女佣把咖啡杯收走,她说,如果他们不把那个他抓起来,她就走人,她可不想再像上次那样被吓个半死。
第二天,克里斯汀从现代史的教室出来的时候,他出现了,非常准时。
他看到克里斯汀没有转身就跑,似乎有些迷惑不解。
她向他走近,心怦怦直跳,因为背叛,也因为即将到来的自由。
她的身躯回复到一贯的大小;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巨人,沉着冷静,刀枪不入。
“你好吗?”她问道,笑容灿烂。
男人一脸戒备地看着她。
“最近怎么样?”她再次试探。
他长年挂在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朝后退了一步。
“就是这个人?”警察问,从一块公告栏后面探出头来,活像个启斯东警察[12],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按在那件破旧外套的肩膀部位。
另一个警察懒洋洋地在后面站着;并不需要动用武力。
“不要伤害他。
”他们把他带走的时候,克里斯汀恳求道。
他们点点头,笑了笑,彬彬有礼,又有些鄙夷。
男人则好像很清楚这两个人是谁,要干什么。
当天晚上,第一个警察打来电话汇报情况。
父亲接了电话,语气友好但态度明确。
她自己此时变成了局外人;她已经安全了,她的任务结束了。
“他们把他怎么了?”父亲回到客厅的时候,克里斯汀心急如焚地问道。
她不确定警察局里面会发生些什么事。
“他们什么也没做,”父亲回答,觉得女儿的担心着实有些好笑。
“他们原本可以记他一条跟踪和骚扰,想知道我有没有起诉的打算。
不过犯不着惊动法院:他的签证上说,只有在蒙特利尔学习期间,他才获准合法居留,所以我叫他们就把他送回那儿去。
如果他再在这里出现,就会被驱逐出境。
他们还到他租的房子去了一次,他已经两个星期没付租费了;房东太太说她正要把他赶出去呢。
他看上去挺高兴,有人帮他交了欠下的房钱,还给他一张免费火车票回蒙特利尔去。
”他顿了顿。
“不过他什么都没交待。
”
“交待?”克里斯汀问。
“他们想搞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跟踪你,我是说。
”父亲的目光扫了她一遍,似乎这对他同样是个谜团。
“他们说,他们问他这些的时候,他就一声不吭。
假装自己听不懂英语。
他听得非常明白,只是不肯回答。
”
克里斯汀觉得这件事情会就此结束,可是不知怎地,他在遣返的火车驶离之前从看守那里溜出来一会儿,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我再来看你,”他说。
他不等克里斯汀回答就挂断了。
既然现在他不再是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存在,他就可以变成一个谈资,一则有趣的故事。
实际上,他是克里斯汀唯一可讲的趣闻,而讲述这个趣闻也把她那不可思议的魅力光环保留了下来,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旁人。
她的朋友,还有那些继续和她约会的异性都猜测着他的动机。
有人说他想和她结婚,好留在这个国家;还有人说,亚洲男人喜欢身材结实的女人:“是因为你像鲁本斯画中的美女。
[13]”
克里斯汀经常想起他。
她并不喜欢他,恰恰相反,然而单纯只是想想的话,他是个浪漫的人物,那一个觉得她无法抗拒的男人;虽然她在穿衣镜前检视自己一成不变的绯红脸颊和笨重躯体的时候常常思忖,究竟是自己身上的哪一点吸引了他。
每次有人提出他精神不正常的论调,她都刻意回避;只不过正常的方式不止一种而已。
但一个新认识、第一次听到那个故事的人讲了一个不一样的理由。
“这么说他也缠住你了,”他说着,笑出了声,“那肯定是同一个人,一年前的夏天在我们营地周围晃来晃去的那个。
所有的女孩子他都那样跟踪过,一个矮个子男人,日本人之类的,戴副眼镜,总是笑嘻嘻的。
”
“可能是另一个呢。
”克里斯汀说。
“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了,和你说的分毫不差。
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
“他……会跟哪种女孩呢?”克里斯汀问。
“哦,就是随便哪个正好在附近的。
不过如果她们一开始搭理了他,如果她们对他态度好一点什么的,他就甩也甩不掉了。
他是有点讨厌,不过不会伤人。
”
克里斯汀不再讲她逗趣的故事了。
这么说来,她只是众人之一。
她重新开始打网球,她之前一直疏于练习。
过了几个月,之前负责案件的警察又给她打来电话。
“我们想告诉您一声,小姐,那个找过您麻烦的家伙被遣送回他自己的国家了。
驱逐出境。
”
“为什么?”克里斯汀问,“他又想到这里来吗?”也许她终究是与众不同的,也许为了她,他敢冒任何风险。
“根本不是,”警察说,“他在蒙特利尔故伎重演,不过这次是真的找错了对象——一家女修道院的院长。
在魁北克可没人容忍这样的事情[14]——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给送回国了。
我猜他还是待在自己的国家更好一点。
”
“她多大年纪?”一阵沉默之后,克里斯汀问。
“哦,大概六十多岁吧,我估计。
”
“非常谢谢您告诉我,”克里斯汀用她最为正式的口吻回答,“真让人欣慰。
”她在想这个警察是不是打电话来嘲笑她的。
放下电话,她几乎哽咽。
那他要跟着她做什么呢?一个女修道院院长。
难道她看上去真的像是六十多岁,像个女修道院院长?修道院又是为了什么?安慰,仁爱?庇护?难道他遇到了什么事,只是待在这个国家就给他带来什么不堪忍受的压力;她的网球裙和裸露的双腿让他无力招架,肉欲和金钱似乎俯拾皆是,可无论他转向哪里,这一切又都遥不可及,修女象征着完全相反的、给他最后一击的东西,在他那双近视的眼里,长袍和头巾是否让他想起他故乡的那些女人,那些他能够理解的女人?不过,他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离她远得就像是另一个星球;她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
但他仍然没有忘记她。
春天的时候,她收到一张明信片,贴着一张外国邮票,写着她熟悉的大写字母。
正面是一座庙宇的照片。
他很好,希望她也很好,他是她的朋友。
过了一个月,另一张冲洗出来的照片,他在她家花园里拍的那张寄来了,装在一只封了口的马尼拉纸[15]信封里,里面除了照片别无他物。
克里斯汀的神秘光环不久就消失了;反正她自己也已经不相信了。
生活重新变成她一贯期待的样子。
她成绩平平地毕业,进入卫生与福利部工作;她表现出色,而且很少遭到性别歧视,因为谁也没把她当成女人。
她能负担得起一间宽敞的公寓,只不过她没花多少精力去装修打理。
她打网球的次数越来越少;过去是肌肉外面覆盖着薄薄一层脂肪,渐渐变成脂肪底下垫着一点肌肉。
她开始时常头疼。
等到停火期限结束,战争的消息开始填满报纸和杂志的时候[16],她才意识到他所在的东方国家究竟是哪一个。
她知道那个名字,但是当时没有记住,那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个地方;她从来都分不清到底哪个是国名,哪个是人名。
但是,尽管努力回忆,她还是记不起那座城市的名字,明信片也早就找不到了——他的故乡在北方还是南方,是在战场附近还是远处的安全地带?她着了魔一般地购买杂志,一张张地翻看里面所有的照片,阵亡的平民,行军途中的士兵,彩色扩印的或惊恐或愤怒的脸庞,被处决的间谍;她研究地图,收看深夜新闻,对那个遥远的国度和领土几乎变得比她自己的国家还要熟悉。
有一两次,她觉得自己能认出他来,可是没有用,他们个个看上去都像他。
最后她只好停下看照片的事。
这让她忧心过度,对她没有好处;她开始做噩梦,在梦里,他正从母亲家里的落地玻璃门走进来,穿着他那件破破烂烂的外套,带着一个军用背包,一支来复枪,和一大束色彩斑斓的鲜花。
他的微笑一如往常,脸上却有斑斑血迹,模糊了容颜。
她把电视机捐了出去,转而读起了十九世纪的小说;特罗洛普[17]和高尔斯华绥[18]是她最喜欢的作家。
每当她不由自主想起他的时候,她就告诉自己,他那么精明,头脑机灵,在她的国家都差点待了下来,在他自己的国家,没有了语言障碍,想必也一定可以。
她觉得他不会参军,不管是哪一边的军队;他不是那种人,而且据她所知,他也没有特别信仰过哪种主义。
他会是某个普普通通的、隐在背景之中的人,像她一样;说不定他成了一名口译员。
[1]模拟联合国,全球范围的学生活动,高中或大学在校生组成模拟联合国团队,召开模拟联合国会议。
最早始于1951年的美国加州大学。
[2]以下这段对话为法语。
[3]原文为法语。
[4]酒店自助餐中用来盛放热食的器皿,有盖,保温。
[5]位于加拿大东南部,是魁北克最大的城市。
[6]通过举办晚宴、钢琴比赛等各类活动为交响乐团筹款、协助推广交响乐的团体。
作者阿特伍德长期生活的加拿大多伦多市,有1923年成立的多伦多交响乐团志愿者委员会。
[7]原文为拉丁语。
[8]阿岗昆公园(AlgonquinPark)位于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是安大略最古老的省立公园。
园内有数千个大小湖泊和露营场地,也是观赏枫叶的最佳地点之一。
[9]类似“警察捉小偷”的追逐场面,是默片时代喜剧电影的经典桥段之一。
在查理·卓别林的《淘金记》、巴斯特·基顿的《将军号》和“美国喜剧电影之父”麦克·塞纳特(MackSennett)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10]大约20世纪20—70年代,加拿大各省曾颁布一系列规范饮酒的法令,其中一条要求供应酒类的场所分隔成“绅士”(Men’sOnly)及“淑女和男伴”(LadiesandEscorts)两个独立区域,分设入口,后者只允许陪同女士前来的男性顾客进入。
因为“淑女和男伴”区一般有地毯和桌椅,相对宽敞和卫生,比只能站在吧台前饮酒的“绅士”区受欢迎得多。
各省法令的具体内容及起止时间略有差异。
加拿大一些历史悠久的酒吧,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标识两个入口的指示牌。
[11]欧美人去酒吧,一般习惯大家轮流,依次为同去的所有人买酒。
为体现绅士风度,男士有时会请女士喝酒,或代为支付酒资。
[12]指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启斯东电影公司(KeystoneStudios)拍摄的默片喜剧中的警察形象,干劲十足头脑却不怎么好,追小偷的过程笑料百出,结果常常一场空。
启斯东由“美国喜剧电影之父”麦克·塞纳特(MackSennett)创立。
参见本书第16页注①。
[13]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PaulRubens),17世纪巴洛克画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般较为丰腴、健硕。
英语有“鲁本斯式”(Rubenesque)一词,形容女性身材丰满。
[14]2011年加拿大全国人口普查中,魁北克省87.9%的居民表示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74.6%表示信仰罗马天主教。
[15]马尼拉纸(manila),主要以马尼拉麻制成的强韧棕色纸张,多用于制作信封。
[16]指越战。
[17]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Trollope),英国小说家,著有《巴赛特的最后纪事》等。
[18]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英国小说家,著有《福尔赛世家》等。
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