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设到八点钟去了。

    ” “这话算什么意思啊？”我问他；我没法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

    我浑身发冷，起身离开了那张床，后退着朝门口走去。

     我坐在一家崭新的豪华汉堡店里；隔着桌子与我相对而坐的是一个正在吃芝士汉堡的男人。

    这些把人喂饱的地方是我打量他的唯一机会：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眺望出租车窗外的一片朦胧，或是追寻不太熟悉的墙纸花纹。

    他的脸色看上去和福米加桌面[3]一样：米黄色的。

    其他的餐桌旁边是其他男人，嚼着芝士汉堡，被其他的女人注视着。

    我们都穿着大衣。

    店堂里的空气轻轻晃动，伴着摇滚乐的声音和受了潮的薯条味道。

    虽然现在是冬天，这个地方却让我想起一片沙滩，甚至还有皱巴巴的餐巾纸，满地乱丢的汽水瓶，外加芝士汉堡稍有些起沙的口感。

     他把凉拌卷心菜推到一边。

     “你应该把它吃掉，”我说。

     “不要不要；蔬菜吃不下去，”他说。

    我身体里关着的那个营养学家提醒说，他很可能缺乏维生素A。

    我应该做一个健康检查员的，或者一个种植有机菜的农民。

     “那我跟你换，”我说，“要是你把我的汉堡吃完，我就来吃你的卷心菜。

    ” 他觉得这句话里有圈套，但还是打算冒险。

    交换完毕，我们各自细细检查自己拿到的那一半收获。

    玻璃窗外面，融化的雪水自夜空缓缓降落，我们在餐厅里，灯火通明，安全温暖，音乐透过呼吸渗入身体，仿佛氧气一般。

     他吃掉了我的芝士汉堡，点了一根烟。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他很讨厌，却又想不出是为什么。

    我翻检脑中关于坏话的档案卡，选出一句：你做爱的时候就像牛仔在强奸一头绵羊。

    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句话说出来，不过，也许不伤和气更加重要。

     他可不是这么想的；吃饱喝足，他回过头来继续吵刚才的架。

    “你是想看看我能吃下多少垃圾，不是吗？”他说，“别像对三岁小孩那样对我。

    ” “有个好办法能让我不这样对你，”我回答。

    我的意思是，他应该别再像个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可他并不上钩。

    实际上他可能连听都没听见：音乐比刚才更响了。

     “我们走吧，”他说，我们站起身。

    走出大门的时候，我瞥了一眼餐厅的收银员：收银员们总是让我惶恐不已，我希望他们快快乐乐的，可他们从来都不是。

    眼前的这一个，全身像吸饱了水一样膨胀开来，被太过嘈杂的声响和太多油腻的薯条搞得松弛浮肿。

    她并非态度恶劣，只是漠不关心。

    要反击，我对她无声地说。

     我们来到室外，举步而行，没有触碰彼此。

    我记不起他到底做些了什么，但他别想就这么算了。

    他穿了一件钉着黄铜纽扣的卡其色军用长大衣，那件衣服潇洒利落，现在却只让我想起自己对门房、公车司机和邮局职员的恐惧，都是些把制服用作挡箭牌的人。

    我左拐右绕地走着，逼着他蹚过一路上所有的水塘。

    如果我赢不了，我告诉他，你也休想。

    我那时候更理智一些，会保护自己。

     “我从来不在八点起床。

    她得去上班。

    ”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这次我不会像其他几次一样，和他一起一笑了之。

    “要是当时你在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件事了。

    ”他说，想要赖到我头上。

     我看得一清二楚，在这样正常的光线里，我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他的动作，甚至是他说出来的话，温暖的身体互相吸引，是人类的本能，我真想吐。

    还有，我想拿着我精挑细选的棕色纸袋，把它们全部丢进他那只从没洗过的马桶里，我甚至还——愚蠢到了极点——想过要帮他洗，可怜的家伙，从来没人教过他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马桶本来就是它们该去的地方。

    这么说就会是这样的了，我熟门熟路地收拾他的脏袜子和香烟头，女人最大的乐趣，安安稳稳地怀孕八个月后你根本无路可退，只好哼哧哼哧地做着自然分娩的练习，而他的酒一旦喝到那神秘的一杯，就能在外面风流快活，来者不拒。

    和你是精神之爱，他说，和其他人只是身体之欢。

    见鬼去吧。

    他以为我当初喜欢上他的是什么，高尚情操吗？ “我出去买点东西，”我说。

    我在这里太过显眼突兀，就像把洞穴打到玻璃后面的沙鼠，多唐突啊，那时候我心想。

    “你希望我回来吗？” 这是忏悔的召唤，他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他是真的很难过，可我没时间想这些，我必须出去，外面有许多东西能将我包围，做我的保护色。

    我仔细地关好门，没有发出声响：我穿到商业街上，躲进购物的人潮中。

     这是一个房间，有床，带镜子的梳妆台，床头柜上还有台灯和电话，花纹与地毯一致的长窗帘盖住了玻璃窗，而玻璃窗则遮掩了夜色，还有十层高楼之下的辉煌灯火和车水马龙，走廊通往浴室，里面有一个洗脸池，两个龙头，热水和冷水，房门紧闭。

    门外是另一条走廊和一排被关上的门，看上去大同小异。

    一切都准确无误，各归各位，只是边缘稍有些凹陷。

    我一直努力在床上睡觉，可是没有成功。

    我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地毯泛起一股室内清洁剂的味道，机场的味道。

    之前房间里还有一个托盘，装着牛排上切下的肉皮和吃剩的色拉碎屑，不过我早就把它放到走廊里去了。

     时不时地，我打开窗户，房间就淹没在往来车辆的轰鸣声中，仿佛它是城市这个巨型马达上的一个零件；接着我关上窗户，房间重又变得温暖，犹如烧着燃料的发动机。

    偶尔我走进浴室，把水龙头拧开又关上，喝掉几杯水，吞下几片安眠药，这让我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并非一动不动。

    我也会看看手表。

    正是早春，既无新绿也无积雪；白天的阳光太过强烈，照亮无处不在的尘埃，灼痛人的眼睛。

    三个小时之前，他打来电话说他半小时之后到家。

    他把这个我们以前从没住过、今后也不会再住的房间叫做家，我猜想是因为我在这里。

    我在这个房间里，出不去，钥匙在他那里，我又能到哪里去，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计划出各种方案：我现在就收拾行李，离开，等他回来已经是——他在什么地方？他可能遭遇不测，正在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不会，他做事从来不会这么干净利落。

    房间将变得空无一人。

    这房子现在就是空的，我是一处地点而不是一个人。

    我会走进浴室，锁上门，躺在浴缸里，把手臂交叉成百合花的形状，隐形的硬币盖住双眼。

    我会灌下剩余的安眠药，然后被发现倒在某件东西的上面，写字台，电话机，昏迷不醒。

    在侦探小说里，她们的呼吸总是被描述成“鼾声呼吸”[4]，我从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在他进门的瞬间，我正要飞出窗外，潜入下方强劲呼啸的飓风，睡袍在我周身展开，就像一只巨大的尼龙风筝。

    抓紧那根风筝线，它连着我的头顶。

     房间的各种机械装置继续吱吱嘎嘎地运转，无动于衷。

    我已经把暖气机上所有的旋钮都转了一遍，却毫无反应，也许我并非真的身在此地。

    他应该在这里的，他无权缺席，这台机器就是他的杰作。

    我不知道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回到床上，试着集中精神，盯住在我合上的眼皮后面不断闪过的那些影子。

    阳光，灰尘，鲜艳的色彩，汽车前灯，一张波斯地毯。

    现在还有画面，一群古怪异常的鸭子，一个在椅子上端坐的女人，一片草坪连着乡村别墅，还有古希腊式的柱廊，鲜花做成大钟，一排手舞足蹈的卡通老鼠，是什么人把它们放在那里的？不管你是谁，放我出去，我保证绝对绝对不会再犯。

    下一次我再也不会多想了，让他的动机见鬼去吧。

     一开始，一切都那么简单，你本来应该保持下去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应付得了。

    冷静点，医生说，试着交流沟通，结果却弄得像迪士尼亲子电影里的弗雷德·麦克莫瑞[5]一样，把药吃掉。

    说不定他只是在捍卫自由，你占有欲太强。

    他是在逃跑。

    是你把他逼成这样的，一出电话亭就成了采花大盗。

    一根自行移动的阳具，附带一个白蚁似的微型大脑，几杯酒下肚，见到什么都往里插。

    它就像夜间捕猎的蛇类，顶端有红外传感器，在黑暗中扑向任何一件温暖的东西。

    灯亮起来的时候，他正骑在暖气出风口上。

     这不公平。

    真正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