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特精疲力竭。

    以往，结束一项工作之后她还从没这么累过；她猜想是因为那些药。

    每一种药剂对身体都是负担，她并不喜欢吃药，但也只好这样。

     她嚼着一粒真空包装的花生，翻着座椅口袋里的旅游手册，让思绪在那些彩色照片之间飘荡。

    三十六个阳光假期，描述文字热情洋溢，还列出了价格，说是包含一切费用，不过一定会有额外的花销。

    岛屿之中的瑰宝，几乎不为游客所知，坐拥洁白沙滩和碧蓝湖泊，友善的居民让它更添魅力。

    安妮特就在从这样一座小岛回来的路上，而且她也写些类似的文章，不过她的文章是写给报纸的，不是广告，还有，如果她运气好的话，也给那些印刷精良的杂志写，因此她写的东西不能这么空洞寡淡：点滴趣闻，个人感触，关于去哪里品尝美食，以及服务水准如何的详细资料，酒保讲的笑话——如果有的话，去哪里能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那些草帽和古玩之类的，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可做，比如攀爬死火山，或是在珊瑚礁上烹饪鹦鹉鱼，如果你精力充沛又兴致高昂。

    她是越来越没兴致了，但还是把每项活动都尝试了一遍，倘若自己没试过就去推荐，她会觉得那是在作弊。

    这正是她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旅游作者的原因之一；另外，她也有发掘当地奇闻怪事的本领；她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她不会错过细节。

     不过她也发现，自己必须找到一种平衡，一边是她能注意到的，不由自主会注意到的和抓拍到的——她总是随身带着相机，以防万一，虽然杂志通常会派自己的摄影师去——一边是她选择排除在文章之外的。

    比如说，稍一抬头，她就能看到：救生月心在前方座椅卜[1]。

    写着救生月心，是因为那些绣在座椅口袋上的字母，已经被无数乘客进进出出的大腿给磨掉了。

    这会是一段幽默的插曲，她却不能用；航空公司会很反感其中的弦外之音，好像他们的飞机破旧得就快散架了，而她的免费机票也将到此为止了。

     她发现，人们不想在自己所要负责撰写的这种文章里面，读到任何一点危险的迹象。

    即使是那些从来不会到她描述的地方去的人，那些负担不起旅费的人，都不想听她说起风险，甚至是不快；仿佛他们希望相信这世上还留有某一处完美的所在，在那里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一座未遭破坏的伊甸园；这一直是一句实用的短语。

    曾经，似乎是很久以前，待在家里意味着安全，虽然也有些乏味，而去那些她特别擅长描绘的地方——加勒比海、南美洲北部、墨西哥——代表着刺激，威胁，海盗，土匪，无法无天。

    现在正好相反，家里才是危险的地方，大家外出度假，抓紧时间过几个星期的太平日子。

    如果白沙滩上出现了几滴黑色的油迹，如果酒保的侄女捅伤了她的丈夫，如果财物被盗或是天公不作美，他们都不愿意知道；要是人们想看灾难或罪案，他们可以去读报纸的其他版面。

    所以她不报道这些事情，也尽力不去留意。

    在海滩上有一头猪，是在墨西哥，杀猪的人并不知道正确的方法，操刀杀它是因为有游客想尝一顿波利尼西亚风情的大餐。

    这就是那种必须要略去的事情。

    她的职责就是被人取悦，而她也完成得很不错，她的肌肤是均匀的小麦色，身材苗条，有直率的蓝眼睛和纯真的微笑，善于问些兴致勃勃、彬彬有礼的问题，并处理若干不那么严重的突发事件，比如丢失行李之类的，一无怨言，也不会发脾气。

    她很少遇到麻烦；她身上有一种气质，一种专业人士的气派，她周到缜密，绝非普通游客；那些行内人能觉察到，让她不高兴的话，对生意没有好处。

     于是她不受打扰地到处走，在苍翠的树林里，洁白的沙滩边，在蔚蓝的天空和蓝得触目惊心的大海之间，近来，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块巨大的屏幕，光滑平整，上面绘着图画，造出坚固的假象。

    如果走上去踢上一脚，屏幕就会裂开，脚就会径直穿过去，踏进另外一边的空间里，安妮特只能把那里想象成是一片漆黑，一个沉沉黑夜，其中藏着什么她不愿窥看。

    她开始发觉自己被蒙在鼓里，尤其是在大堂里，在接送她去机场的车上；大家都在看她，好像他们都心照不宣。

    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监视让她疲惫不堪，还有她为了不要识破这一切而花去的精力。

     她曾试着把这些想法描述给丈夫听，却并不成功。

    她容易满足，甚至是容易快乐的本事，充斥在她的婚姻和工作之中，一开始，他用一种克制的、被人冒犯的愤怒来回应，仿佛她在向餐厅的领班抱怨红酒不够好。

    好的，女士，会给您另换一瓶，而表情则在说着：蠢女人。

    杰夫似乎很伤心，因为她并非完完全全的快乐，因为她结束旅行回到家的时候筋疲力尽，没法和他一起出去，享用特地安排的浪漫晚餐，因为在那些假装出来的假期之间，她爬进被窝就不再出来，起身也只是为了埋头苦干，在打字机前完成规定的功课。

    当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个活人”，他以为那是在评价他做爱的技巧，而她不得不花上半个小时来安慰他，对他说她不是那个意思；她是在说她的工作。

    可是在他看来，她的工作是一个幸运的意外，她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孩，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

    他自己正在一家医院实习——她用自己的收入供他上了医学院——他觉得自己受到虐待，操劳过度。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更喜欢待在家里；最后他偷了那些药片给她，告诉她它们会安定她的神经。

    它们确实会有那种效果，她猜想，可是她的神经原本就没有不安定，而是恰恰相反。

    正是那种持续不断的、既是内在也是外在的平静让她难受不已。

    真正的大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她想，为什么不是我？而她也深信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就在她的周围，却都瞒着她。

     有次她带了杰夫一起去百慕大，尽管他们实际上负担不起，因为他的旅费当然得自己出。

    她以为这样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会知道她究竟做了些什么，不会再把她理想化；她觉得，兴许他和自己结婚是因为她的小麦色皮肤，在他看来，她魅力四射。

    而且两个人一起度假也会充满乐趣。

    但结果并不是这样。

    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躺着晒太阳，也不肯喝那碗南瓜汤，他是个吃肉配土豆的人。

    “放松点，”他一直对她说，“你干吗不就这么躺到我旁边放松一下？”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购物，去逛市场，去探访所有能去的海滩和餐厅。

    “这是我的工作，”她告诉他，而他则回答，“这也算工作，我也该找个这样的工作。

    ”“你不适合做这个，”她说，想起之前他为了那份油炸大蕉[2]大惊小怪的样子。

    他无法理解被人取悦是辛苦的工作，而且他觉得她对出租车司机太过友好。

     飞机开始向下倾斜的时候，安妮特正要把她的马提尼喝完。

    杰夫让她少把药片和酒混在一起，不过喝一杯没有关系，她非常听话，只要了一杯。

    有那么一会儿，谁也没注意；然后，乘务员都站上自己的岗位，一个模糊的、惊慌的声音从机舱广播里传来，不过和往常一样，根本就听不见，而且反正说的一半是法语。

    几乎没有人尖叫。

    安妮特脱下她的高跟鞋，其实是粗中跟，走路更舒服一些，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把额头枕在膝盖上，用双臂护住。

    她是在遵循那张塞在座椅口袋里的卡片上的指示，上面还有一张示意图，关于如何拉下把手，给救生背心充气。

    她没有注意看；航程开始时，乘务员们在做的例行安全演示，她已经很久没有注意看过了。

     往右扭一下头，她就能看到那张卡片，从邻座的口袋里露出来，还有呕吐袋的一条边；他们不说呕吐，而是说不适，倒很相称。

    呕吐袋旁边是一个男人的膝盖。

    似乎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安妮特抬起头看看情况。

    许多人并没有按照指示把头低下，放到膝盖上，他们直挺挺地坐着，就这么瞪着眼睛，仿佛是在看电影。

    坐在安妮特旁边的男人脸色煞白。

    她问他要不要吃一片罗雷兹[3]，他不要，于是她自己吃了一片。

    旅行的时候，她都随身带着一大把非处方药，泻药，感冒药，维生素C，阿司匹林；所有能买到的药片，她或早或晚都吃过一剂。

     飞机在一段漫长的滑行中向下坠，这比她预想的要容易多了。

    有一股淡淡的气味，是橡胶在起火燃烧，如此而已，没有爆炸：她几乎没感觉到任何不舒服，虽然耳膜有些胀痛。

    降落过程也寂静无声，因为引擎没在转动，而且，除了一个还在半心半意尖叫的女人，和另一个正在抽泣的之外，乘客中再没人发出什么声音。

     “你从哪里来？”她旁边的男人问道，问得很唐突，或许这是他唯一能想到可以在飞机上对一个女人说的话，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可是安妮特还来不及回答，一阵颠簸就让她的牙齿撞在了一起，这一点都不像是落到水面上。

    更像是一条略有些高低不平的跑道，仿佛大海是坚硬的，像水泥一样。

     不过喇叭一定是给弄坏了，因为那个模糊不清的声音停了下来。

    乘客们拥进走道，从机舱里出来，他们混杂交织的声音兴奋地响起，犹如放学的孩子。

    安妮特觉得他们镇定得出奇，虽然真正的恐慌——四散狂奔，把人踩死挤伤的那种——在这么窄的走道里很难发生。

    她总会留意紧急出口的位置，也试着坐得离出口近一些，不过这次没能如愿，因此她决定等在座位上，等这阵拥堵过去再说。

    后门看上去是卡住了，所以人人都向前拥去。

    坐在她身旁的男人正努力想挤进这条仿佛超市收银台前队伍一般的长龙，人们甚至还提着大包小包。

    安妮特十指交叉，合拢双手，透过椭圆形的舷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