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质死亡后，我被“暂时停职”。

     消息下达时，是在走廊尽头的会客室，窗户上贴着磨砂纸，阳光透不过来，只有墙角不断滴水的旧空调响个不停。

    组长站在我对面，语气机械得像复读机：“风哥，你先配合下内部调查，别想太多，走个流程。

    ” 我没说话。

     我知道这不是走流程。

     这是——把我放进筛子里，看我到底漏不漏底。

     最开始的确只是程序。

     我被要求上交配枪、终端、个人记录仪，搬离宿舍，接受行为分析小组的一次初步问询。

    正常情况三天结束，报告归档，重新编入行动组。

     但三天过去，没有任何动静。

     五天，七天…… 尸检报告提交上来，弹道比对完成，现场录像反复对比分析。

     我开枪的延迟时间，被定格在0.8秒—— 0.8秒。

     一个专业特警能在0.3秒内完成举枪、锁定、开火。

    而我，比标准反应慢了将近一倍。

     调查组的质问越来越尖锐。

     谈话室的灯换成了高频白光，墙壁由原本的灰绿色，换成了偏冷的青白——这是心理干预专用调色，用来压制焦躁和攻击性。

     他们对我说：“你当时为什么犹豫？” “你是不是在现场，受到了‘外部干扰’？” “你知不知道，你那一秒钟的延迟，直接导致了人质的死亡？” 我咬着牙，不说话。

     说了——阿星会出事。

     不说——人命就落在我头上。

     有几次，调查官故意把照片摊在我面前，是那名死者的遗体。

     “你在顾忌什么？” 我低头盯着照片，像在看一具模糊不清的尸体，眼睛却始终是干的。

     心理科也找我谈话了。

     主治医生叫赵璇，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

    穿着极简风格的长裙，不染指甲，不画眼线，声音轻柔得像慢性毒药。

     她对我格外敏感。

     总能从我一呼一吸之间，判断出哪句话是撑出来的、哪句是扯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