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烟波浩渺的湘江，与当年他与梅姑初别时的景致何其相似。

    他在庵周遍植梅花，不下百株。

    每至寒冬，暗香浮动，疏影横斜，他便仿佛回到了与梅姑在衡阳相伴画梅的岁月。

     在这里，他真正过起了“不要钱、不要官”的生活。

    朝廷所赐养廉银、俸禄，他大多散济族中贫苦或故旧子弟，自己则布衣蔬食，清贫度日。

    地方官员前来拜谒，他一概谢绝；若有知名权贵途经，他亦避而不见。

    唯有二三知己老友，如曾国藩、郭嵩焘等来信，他才会认真回复，信中多谈诗画、农事，极少议论朝政。

     他将绝大部分时间与情感，都倾注在了画梅上。

    退省庵的书房里，堆满了画就的梅花图。

    他画的梅，早已超越了早年的孤愤与中年的悲怆，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人梅合一的化境。

    笔下的梅干，如屈铁盘钢，凝聚着一生的风骨；点染的梅花，或繁或简，皆蕴含着无尽的思念。

    他曾在画上题诗：“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唯有玉人心似铁，岁寒相对耐霜雪。

    ”这“玉人”，既是梅花，更是他心中永不褪色的梅姑。

     他精心保存着梅姑的遗物——那方印章、那封绝笔信、那幅染血的《红梅图》以及那枝早已干枯的梅花。

    他将它们供奉在一间净室中，每日清晨，必会净手焚香，静坐片刻，与心中的“她”对话。

    每年的梅姑忌日，他都会闭门谢客，独自一人，对着这些遗物，一整天不言不语。

    那份刻骨铭心的深情与愧疚，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去，反而在退隐的宁静中，沉淀得越发醇厚而深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彭玉麟的归隐生活并未持续太久。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四伏。

    尤其是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紧张，战云密布。

    清廷环顾四周，能倚仗的宿将已然不多，于是再次想起了那位归隐湘江的“雪帅”。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诏书抵达退省庵时，彭玉麟正在梅树下与友人对弈。

    听闻朝廷欲命其进京觐见，以备顾问，他沉默良久。

    友人劝他以年老体衰推辞，他望着棋盘，缓缓道：“此非弈棋，可以推枰。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 他最终奉诏北上，虽然后来因《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危机暂时缓解，他并未实际参与军事，但其以国事为重的担当，再次给朝野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的考验在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

    法军侵犯越南，觊觎中国西南，并于次年攻击台湾基隆，偷袭福建马尾船政局，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告急！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紧急任命年近七旬的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督办广东军务，统筹东南沿海防务。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对手是船坚炮利的欧洲强国，而中国海防羸弱，官场因循，困难重重。

     彭玉麟接旨后，没有丝毫犹豫。

    他在退省庵中，对着梅姑的灵位深施一礼，沉声道：“家国有难，玉麟不得不行。

    你若在天有灵，佑我华夏，护我水师。

    ”随即，他以年迈之躯，星夜兼程，奔赴岭南。

    临行前，他画了一幅《雪梅图》，题诗曰：“铁干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