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使者的到来，如同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在华国高层引起了波澜，却也意外地起到了“鲶鱼效应”，刺激着这个新生政权更加努力地展现自身的活力与独特性。

     与魏国的外交博弈在暗流下进行，林越定下了“技术保密、有限通商、争取承认”的基调，具体细节交由以蔡文姬、大乔为首的精干团队去磨。

    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内部秩序的巩固与长远发展的规划上。

     政治制度的完善被提上日程。

    原有的“行台”架构已难以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

    在林越的主持下，经过核心层的反复商议，一套更具效率、权责更分明的中央官制雏形逐渐确立。

     在“摄政王”刘度（更多是象征意义）和“大执政官”林越之下，设立尚书台，为最高行政机构，由蔡文姬领尚书令，总揽政务，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对应之前的各司其职，但权责更加清晰。

     设枢密院，由王统领任枢密使，总管军事、国防，下辖各军统领及边防要塞。

     设都察院，负责监察百官，肃清吏治，首任都察御史由以刚正着称的原零陵老吏出任。

     设格物院，地位超然，由林越直接领导，专注于技术研发与推广。

     地方上，则实行郡、县、乡三级管理，郡守、县令由中央任命，乡设乡老，推行自治。

     这套制度借鉴了汉、唐乃至后世的一些优点，虽显粗糙，却权责分明，效率远高于汉末原有的三公九卿制，更能适应战争和发展的需要。

    当这套制度框架以《华国暂定官制》的名义颁布后，各级官吏仿佛有了主心骨，行政效率为之一新。

     经济秩序的构建也在同步进行。

    大乔主持的市易司权力扩大，改组为度支司，不仅负责贸易，更开始统筹国家财政、税收、货币。

    华国境内，开始统一使用由零陵工坊铸造的、重量和成色都有严格标准的铜钱，并尝试小范围发行以国家信用和粮食储备为担保的纸币（称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