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眉带疤的“胡表舅”，像一片关键的拼图，瞬间让模糊的犯罪轮廓清晰起来。

    根据摊主和码头工人的描述，以及近期系列失踪案的特征，一个利用水路、流窜作案、诱骗贩卖年轻女性的犯罪团伙，已然浮出水面。

     分局对此案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但由于案件可能涉及跨区域流窜，甚至连接着省外的人口贩卖网络，常规的在本市布控蹲守，很可能再次陷入被动。

    必须主动出击，找到这个“刀疤胡”的踪迹，顺藤摸瓜，才能解救像小娟一样的受害者。

     就在专案组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李振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张所长，陈科长，”在分局的案情分析会上，李振邦指着地图上苏北地区的方位，“根据码头那边的信息，这个‘刀疤胡’经常接触跑内河运输的船老大，航线多通往苏北。

    而苏北地区，历来是人口流出地，也存在一些历史上形成的、比较隐蔽的贩卖通道。

    我怀疑，被拐的少女很可能被迅速转运到了那边进行销赃。

    ” 他顿了顿，继续阐述他的理由，这些理由融合了他对犯罪地理学的现代理解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认知：“在上海本地，我们大规模搜寻了这么久都没有结果，说明他们一定有非常迅速的转移渠道和隐蔽的藏匿点。

    与其在这里大海捞针，不如派人前往可能的终点站——苏北相关地区，进行秘密调查。

    如果能找到接收方，或许就能反向挖出整个运输链条和首脑。

    ” 这个提议让与会者都有些惊讶。

    跨省追凶，在通讯和交通都极其不便的1950年代，意味着巨大的困难和高度的风险。

    人生地不熟，介绍信一旦失效，就可能寸步难行，甚至遭遇危险。

     陈科长沉吟良久，目光锐利地看着李振邦：“振邦同志，你的分析有道理。

    但是，跨省行动，非同小可。

    你考虑过其中的困难吗？” “考虑过。

    ”李振邦挺直腰板，语气坚定，“正因为困难，才更需要去尝试。

    我们是警察，受害者还在等着我们去救。

    我对这个案子的线索最熟悉，也做过一些犯罪心理和路径的分析。

    我愿意去！” 他的话掷地有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责任感和勇气。

    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