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顿。
这时，左右邻居家的佣人已经隔着大门和窗户在偷眼瞧着我们，要不是阿桂劝我进来，随手又关上大门，我一定当着大家的面教训一下她们两个。
“你们知道这个岛上现在有多少难民吗？”大门刚一关上我就开始发难，“8万人。
难民人数是我们岛上居民的两倍多。
”
阿桂拉住我的手臂，我一把推开。
“你们觉得难民都是好人吗？你们觉得难民里就没有人想偷这么可爱的宝宝吗？”我把阿州举到空中。
他大声哭着，祥妹以为我会把孩子递给她，伸手想抱。
“我们同情那些难民，出钱给他们买食物。
你们觉得这样就能信任他们吗？”
素莉号啕大哭，而本身就是难民的祥妹则生气地瞪着我。
“安丽。
”母亲拄着拐杖出现在门口。
“进来。
”她说，“大家没事了。
我孙子安全就好。
”
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吗？是因为家园被占领，是因为种种不确定，还是因为一位母亲太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可以解释我的失态？我唯一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不是唯一紧张到神经质的人。
鼓浪屿的人们每天过着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的日子，很容易陷入忧伤和愤怒的情绪。
不过，我们当中仍然不乏抱有希望和勇气的人，我塾师的表哥魏义敏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阿州爬到门外的事情过后一两天，我遇见了魏先生。
我沿着海边往前走，打算去买一份《时代晚报》。
天正下着雨，我朝下面的码头望去，只见一片泛着水光的黑色雨伞，如同夜里从鹅卵石间冒出的一个个蘑菇。
我加入打着黑色雨伞的人群，一边听着雨点打在我雨伞上的声音，一边寻找船只的踪影。
送报的船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开始沿着龙头路往回走，有几个人停在路边一个支着蓝色雨篷的小摊子旁，里面摆着简单的木桌。
等我过去时，桌子旁已经坐满了人，只剩一个空凳子。
站在大铝壶后面的老板娘示意我坐下，铝壶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豆浆。
她递给我一个有缺口的瓷汤匙和一双筷子，又舀出一碗甜豆浆，打了个鸡蛋进去，然后递给我。
她的丈夫一边往热油锅里丢长条形的面团，一边把炸好的油条用筷子夹出来。
他让泛着油光的油条在半空中稍微停顿片刻，控一下油，然后放到案板上用刀切成小段，盛在碟子里递给我。
我们管油条叫“油炸鬼”，因为炸过的油条里面都是空气，轻飘飘的。
桌子的另一头，魏义敏和聿明的异母哥哥阿汾相对而坐，阿汾瘦得全身皮包骨。
我和魏先生彼此十分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阿汾只是朝我点了点头，继续呼噜呼噜地喝他的豆浆。
这么多年来，阿汾的母亲西瓜头一直不让他跟聿明来往，受他母亲的影响，阿汾对我们并不友善。
我用筷子搅拌着豆浆里的生鸡蛋，又往碗里丢了几块“油炸鬼”。
雨水从雨篷两侧向中间聚集，热油锅上方刚巧是雨篷的低处。
随着积水的增加，雨篷离热油锅越来越近，摊主不时紧张地看一眼。
他腾出一只手托起低垂的雨篷，雨水从另一侧淌了出去。
“嘿！当心！”阿汾大吼道，“看看你干的好事！”阿汾吃早餐时摘下了帽子，他头顶中央的头发向上翘起，如同公鸡的鸡冠。
他左右转动着脑袋，用手掸去溅落在肩上的水珠，活像一只伸长脖子吃虫子的鸡。
“对不起，先生。
”早餐摊主说。
“好啦，好啦。
年轻人，不要那么凶。
”魏先生对阿汾说，“你一点水都不想沾到的话，那不如在家里吃早餐。
”
“跟我老婆吗？”阿汾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惹得旁边两三个人哈哈大笑。
“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老天还没完没了地下雨。
”
旁边几个人频频点头，“今年四月的雨水太多了，天气也不该这么冷。
”
“你们说什么呢？”一个老太太大声说，“四月份的雨水连鱼都能淹死。
”
“狗屁！”阿汾说，“如果这算正常的春天，那我就是猴子尾巴。
”
魏先生站起身，把钱放在桌子上，拿起雨伞。
魏先生跟我的塾师一样身材高大，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两鬓已经有些斑白。
“盼望春天。
”他说。
这是个有象征意义的语句，是我们这里流传的暗语，即便在中立的公共租界，我们也不能公开表达心里的想法。
“等待黎明。
”摊主郑重地回答。
“百花绽放。
”我补上第三句。
魏先生离开后没有人再开口。
我们吹着热豆浆，看着碗里的豆浆，似乎看见了我们的灵魂深处。
那几句话不仅仅表示等待和希望，对我们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语句中等待和希望的意思是，我们不投日，不叛国。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百花绽放的那一天，我们必须忠于祖国，反抗日寇。
回家路上，我的雨伞周围形成密集的雨幕，我在心里默默地拿自己跟历史上的豪杰与巾帼做比较，那些抗击敌人的将士和鸿儒，那些在两军对垒的前线擂起战鼓的人。
我想起那些不愿败坏气节而退隐山林的官员。
我想起那些为皇帝死节的忠臣和为丈夫殉节的烈妇。
我决心要变得坚强起来。
无论是被隔绝在鼓浪屿上，还是我的孤独寂寞，跟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雨水吗？只有阿汾那么肤浅的人才会抱怨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