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证据。
1942年2月、1939年6月，1940年1月、1941年9月、1938年12月、1942年10月。
是这封，他最近的一封来信，就是他还活着的证据。
他不但活着，信里还说要回来——或者至少有所暗示。
他有没有说过？我的目光在信纸上扫视着，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
他在信中不是保证过，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吗？不，不是，不是这封。
他说很快会离开重庆回这里。
他的字里行间读不出别的东西。
他总是把每个段落编号，好像在给上级写报告。
哪里还有什么情意？
我把信扔到一旁。
一个真心爱惜妻子的男人，是不会给信件段落编号的。
一句话落入我的眼帘，我重新拾起信。
“我很痛心，没尽到为人子对母亲的孝道。
”他写道，“我永远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让我母亲风光体面地下葬。
”这些话，像是出自一本儒家行为操守的训示录。
我慢慢用手抓起信纸，把柔软的航空信纸在手心中揉成一团。
我不配得到他的爱。
我爬上床，双膝碾过他的信件。
是我让他们离开了人世的。
我把枕头蒙在头上，不让自己继续往下想。
在8、9、10月那些闷热的日子里，我的宽心良方就是昏睡不起。
只要闭上双眼，就能遁入一个变化多端却又平淡无奇的世界中，在那里，黑暗主宰一切，时间失去意义。
但到了11月，睡眠开始与我作对。
怎么样才能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究竟是双眼紧紧地闭起来，还是任凭脑中飞过各种画面，我搞不清楚。
有些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眠，甚至不能待在床上。
我楼上楼下地跑，进厨房，走到门廊，我自始至终都紧咬双唇，压抑着那些竭力要脱口而出的不雅声音。
一天早上，我梦到阿豆坐在一条狭窄的丛林小道上。
我随军向缅甸行进，他跟另一个妇女坐在小道边。
他没认出我，指挥官大声命令我继续前进。
我正想把阿豆头上的一条毒蛇射死，阿州走进我的房间。
他的咳嗽声让我的梦境退去。
“走开。
”我说。
“可，妈妈……”
“我都说了，走开。
你想要什么？”
“没什么，妈妈。
”
阿州在说谎。
他们都想向我索取，可我无法给予。
他们难道不懂吗？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
假如我生于宋、明、清那些朝代，人们就能理解我的丧子之痛。
那时候，丧子的女人可以跳井或是自刎。
我用被子蒙上头，心跳在耳中捶响，胸口周遭的疼痛加剧。
也许，我要死了。
也许，这是我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中解脱的唯一方法。
我在床上从一头滚到另一头。
被单像蛇一样地裹缠在身上——发臭、潮湿，如同爬虫的手臂，即使我摔到地上，也紧紧粘在身上。
“妈妈。
”
“又是你。
”我松开腿上的被单，站起身。
“我饿了，妈妈。
”
我拉直睡袍，突然间完全清醒过来，“嗯，我也饿了。
”
阿州嗒嗒地从房间那头跑过来，径直站在我面前，“我们自己做早饭吧。
求你了。
可以吗？”
“好，好。
只是要等我穿好衣服。
”我找到一件便服和一双拖鞋。
吐司配果酱，也许就这个。
阿州嘛，可以吃稀饭配点小菜——辣豆干、腌高丽菜、碎花生。
“快点。
”我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妈妈，我们可以做面吃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豆干香菇炒面线。
”
“再加点虾米。
妈妈，好吗？”
“可以。
”我脑中闪过好多面条做法：用鸡蛋面、米粉、冬粉、面线，加上猪肉、鸡肉、鹌鹑蛋或是大虾，搭配芹菜、高丽菜、胡萝卜、竹笋、豌豆、豆芽等等。
我想着在炒面上撒些花生粉、葱花，还有炸得喷香的葱油酥。
阿州跟不上我的脚步。
等他到厨房时，我已经把香菇和虾米分别浸泡在碗里了。
“我和阿州今天做饭。
”我告诉阿桂，她正从购物袋里拿出一包豆芽。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拿了些豆芽扔在料理台上。
然后我又拿了一把大葱，还有米酒、糖、酱油、芝麻油，又调了点勾芡水。
我双手忙个不停，动作飞快。
我开始洗葱，切掉根部白色的葱须，把葱白葱叶切好。
只要我愿意烧菜，在厨房我手脚麻利得像一阵风。
阿州踢掉拖鞋。
他曲起脚趾，踩着抽屉把手爬到料理台上，盘腿坐在豆芽旁。
我看到他很麻利地掐掉枯黄的豆芽根部，把豆芽分成两堆。
不过他还是跟不上我的节奏。
我解开米粉上的麻线，放入冷水中浸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