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
我感到冰冷彻骨，如同行尸走肉，悲哀如巨石般梗在心中。
但无论如何，我并未轻生。
我不指望那种悲哀会彻底消退。
不过，今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
你看，看那粉晕的日光，看我手臂上摇曳的叶影。
听听大山的叹息声。
一个人即便再如何沉浸于悲痛，她也能抬起头，欣赏啁啾的鸟鸣，岩石上温热的阳光味道，还有无边无际盛放的雪白茉莉。
我和阿州每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岩石与暴露的树根间择路前行，我们跃过路中被去年季雨冲出的沟渠，身手灵敏得像两只山羊。
细细想来，实际上，历史上的自戕事件少而又少。
我们在诗歌戏曲中所歌颂的那些，之所以受人瞩目，恰恰是因为其不同寻常。
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宁愿苟且地活着。
活下去是我们的责任。
我仍记得阿桂说过的一句话，在得知我可能参与了抗日活动时她说，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是活下去。
我每次看这条路都发现有些不同。
早晨的深黄色泥土不见了，现在我们脚下的蓝灰色花岗石碎片嵌在一片细腻的赭色泥土中。
甚至连沟渠也有了变化。
眼前这道纵贯山坡的沟渠被冲刷过，只在几个低洼处淤积了些泥沙。
隔离道路与沟渠的花岗岩石板不知被放置了多少岁月，它们前倾后倒，长满各种苔藓。
轿夫们对这条道路想必早已烂熟于胸。
他们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连小腿都记得住每个坡道的斜度，脑子更是本能地测量得出每个弯道间的距离。
我的腿开始疼痛，但我不想停下脚步，不能在爬山中途放弃。
这样左转、右转、再左转，稳步地向上攀爬，很令人怡然自得。
还不能放弃。
“山重水复疑无路”后面一句怎么说来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妈妈。
”阿梅愁眉苦脸地看我一眼。
没等她往下说，我就摇了摇头。
等我们到达陡坡的顶部，才可以再坐轿子。
或者翻过下一座山，直到我们走累为止。
当轿夫脚步轻快时，那感觉几乎像在海上行船。
我重新乘上轿子时就有这种感觉。
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去福州，当年阿梅只是个小婴儿，我还没怀上阿州。
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天生就适应海上旅行，但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海上长途旅行。
我盯着轿夫乌黑的头发，用手护住自己的肚子。
我的想法变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像是在航行。
即便轿夫走得有节奏，依然让人很不舒坦。
聿明去福州前，我应该告诉他我怀孕了。
这么颠簸对胎儿不好，其实我们应该走海路的。
这个时节，温柔的海浪会轻轻摇着我们，大海会为我们让出一条通道，而不是眼前这不肯退让的土地。
大地像是在与我们抗争着，以牙还牙地回击轿夫的脚步，传到他们的腿、到脊梁、到肩头、到胳臂，再传到轿子，最后击中我们。
我本可以告诉聿明怀孕的事，可还没等我确定，他就走了。
我们从大路转入一条小径，香蕉叶和蕨类树叶擦过我们的手臂和肩膀。
中午时分，我躺在轿中躺椅上，不得不合眼以躲避亮光。
我眼见天色渐暗，想透过绿色枝叶的间隙，眺望一下染上紫晕的天际。
在蝉鸣合唱声中我提高嗓门，提醒孩子们穿上毛衣。
除此之外，这里唯一的声响，就是轿夫们脚踏小径时发出的啪嗒啪嗒声。
周遭各种阴影越来越浓，我们向一座寺庙走去，准备到那里过夜。
遗憾的是，等我们到达寺庙并且安置妥当后，光线会太暗，无法阅读了。
我轻叹一声，像鸽子在一片蝉鸣中的惆怅叹息。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整天都在期待着读完昨晚才开始看的那本小说。
高处的激流顺着山坡往下奔腾，只听见喧闹的水声。
沿着小径下山后，一条溪流出现在前方，黑暗而隐秘的水面上闪着落日余晖的银光。
架在小溪上的桥是用对半劈开的树干做成的，轿夫过桥时放慢了脚步。
他们抬着我们到了对岸，转弯后继续向前走。
我们右手边赫然现出一段花岗岩山崖，上面用红漆大字篆刻了一首诗。
诗句末尾高出路面足有一丈有余，上写：
山花望高天
崖木植深田
我塞在包里的小说是范昊甫写的。
我本想今天看完，想知道情节会如何发展，故事会如何结局。
或许我可以从小说中了解他的想法，读懂他写这种小说的意图。
这本小说与他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虽然同样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而且农民作为他故事中的主角也不是第一次。
但在他之前的故事中，主人公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是自己造成的，就是日本人造成的。
而在这本小说中，令主角身陷囹圄的罪魁祸首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有着热忱理想的男青年，他似乎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范昊甫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从创作小说或诗歌的立场出发，他总是能创造出任何他所希望的人物。
我们穿过山门，进入寺院的地界。
湛蓝的天空上，零星闪烁着几颗孤星。
要是能在星空下入睡何其美妙！若不是为了抵御夜凉和老虎袭击，我们其实无须到寺院投宿。
轿夫们将轿子停在一个挂着青铜大钟的小亭子边。
他们歇息下来，取出鸦片开始吸食。
我拿出自家的毯子，菊钗打开午饭剩下的米饭和酱菜。
孩子们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他们睡觉前一向如此——围着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