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听不到一点声息。

    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

    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

    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

    左脚一点不紫。

    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裸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

    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

    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

    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

    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

    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

    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

    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

    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

    大风驱走了云团。

    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

    ”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

    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

    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

    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

    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

    再过两年五十。

    已经希望渺茫过了。

    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

    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

    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 “太好了。

    ”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