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试过把房间装饰一下，她在厨灶前面挂起一匹马德拉斯布[8]当帘子，她放上几幅版画，巴洛克风格的吉他静物，还有抚慰人心的立体派水果作品，她还在窗台上种了些香草；她需要一个不那么恶劣的环境，至少得尽量努力。

    可是这些东西都没多少作用。

    到了晚上她就戴上耳塞。

    她以前不知道好房难求，不了解这整片地区就是一个挤满学生的贫民窟，不清楚租金如此之高，能租得到的地方如此寒酸。

    明年就不一样了；她会提前来，精挑细选一间最好的。

    诺兰太太的这间绝对是别人挑剩下的。

    用同样的价钱能租到好得多的地方；甚至能租下一整间公寓，要是愿意住进真正的贫民窟的话，那些贫民窟在狭窄的街道上延伸，两旁林立三层楼的木头房子，芥末黄和烟灰的色彩正渐渐褪去，位置也更靠近河边。

    不过安不觉得自己能在那里生活。

    要是房间在一栋状况不错的老房子里，一条安安静静的后巷当中，再有一扇小小的彩色玻璃窗，会更符合她的心意。

    她的朋友耶慈可就有一间这样的。

     但她正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毫无疑问。

    上高中时，她希望做一个建筑师，可是，在大学里读预备课程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想要设计的房子，不是不切实际——谁能买得起？——就是无济于事。

    它们会消失，会被埋没，会被挤在周围的、那些毫不谐调的其他建筑物给毁掉。

    这才是她决定从事城市规划的原因，而她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这所学校是最好的。

    或者说据传是最好的。

    等到她毕业的时候，她打算让自己资历出众，齐备各种技能和证书，在她自己的国家，只要是她向往的工作，就没人敢拒绝她。

    她要把多伦多重新铺排一番。

    多伦多用来开个头还是可以的。

     具体的细节她还不太有把握。

    她看见的是空间，美妙的绿色空间，流水淙淙，碧树成荫。

    却不是那种高尔夫球场似的大草坪；要更加曲径通幽一些，有突如其来的转角、私密的隐地，出人意料的景观。

    而且没有正式的花坛。

    那些住宅，或者不管是什么都好，置于树木之间，并不引人注意，那些车要停在哪里呢？人们又去哪里购物，而且有什么人会住在这里？这才是问题所在：她能看见那些景观，那些绿树、清溪还有运河，历历可数，但是她始终想象不出那些居民。

    她的绿色空间总是空无一人。

     一直到二月，她才和她的隔壁邻居碰了面。

    她从附近的小超市回来，买了食物，用来做她那些花销不高、经过仔细权衡的一日三餐。

    他正靠在一间她在家时会称之为前厅的房间门口，抽着烟，透过正门一旁的窗玻璃，直盯着外面的雨。

    他本来应该稍微挪一下，给安让出一点地方，让她把伞收起来，可他没动。

    他连看都没看她。

    她挤了进去，甩了甩折好的雨伞，看了看信箱，信箱上并没有配锁。

    通常里面一封信也不会有，今天也不例外。

    他穿着一件尺码大了很多的白衬衣，一条带点绿色的裤子。

    他并没有赤脚，实际上，他正穿着一双非常普通的咖啡色鞋子。

    不过，他的确有刺青的痕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疤痕，两边的侧脸上各有一排，划过脸颊。

    这是她第一次从正面看见他。

    和她瞥见过的那个朝着楼梯走去的身影相比，他似乎矮了一些，但也可能是没戴帽子的关系。

    他懒洋洋地瘫软在门框上，简直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从诺兰太太家门前望出去，映入眼帘的别无其他，只有往来的车流，日复一日地呼啸而过。

    他很沮丧，一定是这样。

    这种天气任何人都会郁郁寡欢。

    安懂得他的孤独，可她并不想涉足其中，不想受到牵连。

    她自己的孤单寂寞已经够她应付的了。

    她对他笑了笑，但因为他没在看她，这笑容也遗失了。

    她从他身边经过，走上楼梯。

     她在包里摸索着找钥匙的时候，诺兰太太脚步笨重地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你看见他了吗？”她低声说。

     “谁？”安问道。

     “他。

    ”诺兰太太翘了翘拇指。

    “站在下面，大门旁边。

    他经常那个样子。

    他让我很不放心，唔。

    我可受不了惊吓。

    ” “他没做什么啊，”安说。

     “我说的就是这个，”诺兰太太窃窃私语，语气阴森。

    “他老是什么事情也不做。

    照我看来，他也不怎么出门。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来借我的吸尘器。

    ” “你的吸尘器？”安吃惊地回了一句。

     “就是那样。

    ”诺兰太太有一只橡皮搋子，正被她拿在手里拨弄着。

    “而且还不止他一个。

    有天晚上他们来过，去了他的房间里。

    另外两个人，有一模一样的伤疤什么的，在脸上。

    像是，嗯，某种宗教信仰之类的。

    而且他每次都要到第二天才会把吸尘器还回来。

    ” “他付房租吗？”安问道，试图把谈话转到实际的事情上来。

    诺兰太太越想越离谱了。

     “按时交，”诺兰太太说，“只不过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走到楼下来，悄无声息地，直接就走进我的房间里。

    弗雷德又总是不在。

    ” “我觉得不用担心，”安说着，希望自己的语气温和镇定。

    “他看上去绝对是个好人。

    ” “最后出问题的总是这种人，”诺兰太太说。

     安给自己做了晚餐，一份鸡胸肉，一些豌豆，一块消化饼干。

    饭后她在浴室里洗了头，把头发绑到卷发筒上。

    她非这么做不可，好让头发蓬松一些。

    把头包进那只便携式烘发机的塑料罩子里，在桌旁坐下，喝着速溶咖啡，照例抽着半支烟，努力读着一本关于古罗马输水管道的书，希望能从里面找些新颖的想法，用到自己手头的设计作业里。

    （一条水渠，从作业里规定要有的购物中心正中央穿过？会有人在乎吗？）可是，她的思绪总是不停地跳到隔壁那个男人的问题上。

    安并不经常试想做一个男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不过这个男人……他是什么人，他又遇到了什么事？他肯定是个学生，这里每个人都是学生。

    而且他会非常聪明，这一点毋庸赘言。

    十有八九拿到了奖学金。

    这里每个读研究生的人都有奖学金资助，除了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有时候没有。

    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的女生都有，但男生中有一些是为了躲兵役才来读书，虽然约翰逊总统已经宣布要把这个条款取消[9]。

    倘若没有奖学金，她自己绝对不可能读到现在；她的父母不可能出得起这笔钱。

     所以他是拿着奖学金来到这里，学习一门实用的专业，毫无疑问，核能物理或是修筑水坝，而且，和她本人还有其他外国留学生一样，一旦学成他就应该马上离开。

    可是他从来没有出过房门；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横冲直撞的车流，冬季落下的冷雨，而那些身在他祖国的人，那些把他送来这里的人，正信心十足地翘首以盼，盼他某天重归故里，满腹经纶，准备好了为他们指点迷津。

    他的意志崩溃了，安心想。

    他会不及格的。

    今年他再想要赶上已经太迟了。

    这种失败，这种无力，在这里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外国人中间。

    他远离家乡，远离他与人共用的语言，他身着民族服装的同胞；他流离失所，他正堕入深渊。

    他会做些什么呢，晚上孤身一人待在房间里的时候？ 安把她的吹风机调到冷风，把心思拧回到罗马水槽上面。

    她看得出他正泥足深陷，却束手无策。

    除非精通擅长，否则就连试都别试，她足够聪明，懂得这个道理。

    对于堕落消沉的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并非其中之一。

     好了，该看输水槽了。

    它会用天然的砖块砌成，呈现出一种土红色；低低的圆拱，背阴处会种上蕨类植物，兴许还有飞燕草，绽开深深浅浅的蓝色。

    她还得要多加学习关于植物的知识，进入商场之前（就知道他布置的作业会是综合商场；在这之前他还要他们设计过一个公共住宅项目），水渠会流经她的绿色空间，在那里面——她现在能看见了——有人来人往。

    孩子们？不过不像诺兰太太家那样的孩子们。

    他们会把她的草坪变成泥地，会往她的树上钉东西，他们的癞皮狗会在她的蕨类植物上排粪，他们会把空瓶和易拉罐扔到她的水渠里。

    而诺兰太太她自己，还有她的诺亚方舟上那群邋里邋遢又才华横溢的外国人，她要把他们放到哪里去？这个世界上的诺兰太太们，她们的房子必须消失；这就是城市规划的公理之一。

    她可以把它们改建成小型办公室，或者单层楼的公寓，几丛灌木和垂挂植物，外加一层全新的油漆就能化腐朽为神奇。

    但她知道这是暂时的敷衍。

    她能看到，此刻在她的绿色空间周围已经竖起了一道高高的铁栅栏。

    栏内有绿树、鲜花和碧草，栏外则是肮脏的积雪、无尽的雨水、轰鸣的汽车，还有诺兰太太死气沉沉的后院里那摊半融化的烂泥。

    专享就是这个意思，指的是有一些人被排除在外。

    她的父母立在栅栏之外，淋着雨，带着凄凉的自豪默默注视，而她则徜徉在永恒的阳光之中。

    他们唯一的成就。

     停下，她命令自己。

    他们想让我这么做的。

    她把头发解开，梳顺。

    她知道，三个小时以后，它们就会因为潮湿而耷拉下来，就和从前一样。

     第二天，她试着向好友耶慈可提起这个她新遇到的理论问题。

    耶慈可也是城市规划专业的。

    她来自荷兰，还记得童年时曾在荒废破败的大街小巷东奔西跑，乞讨零钱，一开始向德国人要，后来是美国士兵，从他们手里总能拿到一两块巧克力。

     “你学会了该怎么照顾自己，”她说过，“当时似乎并不觉得艰难，不过，还是孩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那么难。

    那时候我们都一样，大家都一无所有。

    ”因为她的这段经历——比安自己体验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异乎寻常，也更残酷无情（和纳粹比起来，在汽油泵旁边长大又算得了什么呢？），安尊重她的意见。

    安喜欢她，也是因为，在这里所遇到的人当中好像只有她知道加拿大在哪里。

    有许多加拿大的军人葬在荷兰。

    这给了安一个至少是模糊的身份，她感觉自己需要这个身份。

    她并没有民族服装，但是起码有一些英雄的遗体与她相连，不管这种联系有多微弱。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个问题……”她对耶慈可说，她们正朝着图书馆走去，撑着安的伞。

    “我是说，你可以重新建造一个部分，可是剩下的地方怎么办？” “城市里剩下的地方？”耶慈可问道。

     “不是，”安慢慢地说，“我想我说的是全世界。

    ” 耶慈可笑了起来。

    她的牙齿，安如今把它们认作是荷兰牙齿，齐整皓白，牙齿上面露出许多牙龈，嘴唇下面也是。

    “我都不知道你原来是个社会主义者，”她说。

    她的双颊粉扑扑的，泛着健康的光泽，宛如一张芝士广告。

     “我不是，”安回答，“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全局。

    ” 耶慈可又笑了。

    “你知道么，”她说，“在有些国家，必须获得官方的许可才能从一个镇搬去另一个镇？” 安一点也不喜欢她讲的这种情形。

    “这种做法限制了人口流动，”耶慈可说，“少了人口流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城市规划，你知道的。

    ” “我觉得那样就太糟糕了，”安说。

     “你当然这么想，”耶慈可回答，用她最接近怨愤的语气。

    “你从来不用真正动手。

    你待在这里，轻松安逸，就像待在妈妈肚子里，你以为你可以永远无所不有。

    你以为存在选择的自由。

    整个世界都会有实现的一天的。

    你等着看吧。

    ”她又开始拿安的塑料头巾开起了玩笑。

    耶慈可从没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