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日子像溪水般流淌，冲刷着曾经的创伤，也滋养着新生的肌体。

    破庙联盟的人们，开始习惯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

    但这种安定，并非懈怠，而是将求生挣扎时爆发的能量，转化为日复一日的精心耕耘。

     变化发生在最细微处。

    田埂被修葺得笔直整齐，水渠网络得到疏浚拓展，甚至连通往各户的小径也被细心铺上了碎石，雨天不再泥泞。

    这些公共事务，大多由各家按“乡约”出工完成，“薯金”竹牌在期间流转，记录着每一份付出与回报。

    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自觉纪律，逐渐取代了最初的被动服从。

     红薯的种植技术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王老栓发现，连作的土地薯块会长得小，他便与几个老农琢磨着尝试与豆类轮作。

    林川得知后，极力鼓励，并模糊地提出“肥田”的概念，引导大家收集人畜粪便、草木灰进行渥堆发酵。

    最初，人们对“污秽之物”上田心存抵触，直到亲眼看到施过肥的田地秧苗格外茁壮，才渐渐接受。

    对土地的敬畏，开始从迷信风水向理解其物理特性悄然转变。

     内部的管理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随着人口增加和事务繁杂，仅靠“乡老议事会”的定期集会，有时难以迅速决断突发事件。

    一次，两户人家因牲畜越界啃食秧苗发生争执，等到议事会次日召开，双方已险些械斗。

     此事给林川敲响了警钟。

    他意识到，需要建立更有效率的日常管理执行机制。

    经过商议，决定推举数名办事公道、有威望的人担任“管事”，分工负责治安调解、农事督促、物资分配等具体事务，遇小事可当场决断，大事仍需议事会共商。

    这看似微小的结构调整，却是组织从松散走向严密的重要一步。

     文化的种子，也在不经意间播撒。

    夜晚，破庙前的空地上常燃起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