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逝世，留给齐国的不仅是一片哀思，更是一个骤然失衡的权力结构和骤然加剧的内外危机。

    鲍叔牙与隰朋，这两位被寄予厚望的托孤重臣，尚未从悲痛中完全走出，便已不得不扛起千钧重担，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

     鲍叔牙恪守对故友的承诺，以耄耋之年强撑病体，每日黎明即入宫署理政务。

    他深知自己长于德行威望而短于管仲那般机变百出的谋略，故行事更加谨慎守正，一切皆遵循法度与管仲生前定下的章程。

     他坐镇朝堂，首要之事便是稳固宫禁，严防刺杀太子昭的悲剧重演。

    他撤换了所有关键位置的卫尉军官，皆由其门下忠诚可靠的弟子或旧部接任。

    对长卫姬所在的宫苑，他增加了明岗暗哨，美其名曰“加强护卫”，实则为严密监视，切断其与外界，尤其是与公子无亏府邸的频繁联系。

    此举虽有效压制了宫廷阴谋，却也招来了长卫姬及其党羽更深的怨恨。

    他们不敢直接攻击鲍叔牙，却开始在贵族圈子里散播流言，诽谤鲍叔牙“囚禁君夫人，欺凌孤寡，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试图污损其清誉。

     同时，鲍叔牙极力维护太子昭的地位。

    凡朝会议政，必请太子昭于君侧聆听，并将一些不甚紧要的政务交其处理，锻炼其能力，树立其威信。

    他多次于桓公面前，恳切陈词，重申管仲临终关于“国本”的遗言，试图加固桓公的决心。

    然而，他耿直激切的言辞，往往让本就因失去管仲而精神萎靡的桓公感到压力与不适，效果适得其反。

     相较于鲍叔牙的内守，大司行隰朋则疲于奔命于外。

    他甫一上任，便面临两大紧迫难题：兑现对助战诸侯的承诺，以及应对南方愈演愈烈的战事。

     他亲自接待宋、鲁、卫三国使臣，依据各国出兵多寡（实则多为象征性陈兵），慷慨赠予金帛、盐铁作为酬谢。

    对鲁国，他更特意就“纻布税”一事再次委婉解释，并额外赠送了一批海盐，暂时缓和了两国因经济战而产生的芥蒂。

    然而，鲁侯对齐国霸主地位陨落的轻视已然种下，接待虽客气，却远不如往日恭顺。

     真正的危机来自南方。

    楚令尹子文“静观其变”的策略，并非全然不动。

    相反，他指令前线楚军将领斗章，加大对齐国